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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国立法关注的焦点在于制定科学良善的法。也许在某些学者眼中良善的科学的法便能够得到顺利的实施以及人们的遵循。但是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是所谓的“恶法”的诞生，这时的我们又应该如何是好。我们是否应当遵守那些被公认为“恶”的法？还是将这些“恶法”废止，又或是把这些个“恶法”予以加工使其转变为“良善”之法？若选择方案一，那么所谓的“恶”又应当如何判断，是否能够出台某些具体可操作的条例予以参考；同时还需考虑到“恶法”的废止由谁执行，怎样执行的问题。此时，我们也许会看到一个可笑的场景：朝令夕改。法律的权威性与稳定性荡然无存。由此看来方案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佳方案。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研究匮乏，学者沉湎于司法体制改革、刑事诉讼法修改等宏大话题，殊少关注刑事诉讼法解释与适用等微观技术问题。尤其是缺乏将一个“恶法”解释为“良法”的共识和能力。方案二中的建议回到现实之中却是毫无用处，“恶法”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前方的路又当如何走下去？
　　此时电影或许给了我们一个值得参考的答案。开始的Wiesler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实用主义者。他崇尚科学，认为运用科学方法制定出来的法律都是完备的值得推崇的，人们只要机械地遵循它便可得到幸福，国家便可获得安定。但慢慢地他开始质问法律制定的合理性，他开始关注法律适用的过程及结果。最终，他找到了那部深埋于所有人心中的亘古不变的人类“宪法”——“善”。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的是，即使Wiesler开始适用人性之法看待事务，他也从未否认过综合其他学科之长制定科学法律的正确性。总有人认为立法的完备就能够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顺利运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适用法律中的各种难题不断的涌现，法律解释的重要性就会不断地凸显。对“善”的渴望与呼唤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而现今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设法唤醒学界对“善”，对“良法”的追求，当对“善”对“良法”的追求形成共识以后我们才能开始培养与拓展我们对“恶法”解释为“良法”的能力。或许我们所需要的、所等待的便是一个能够震撼人心的媲美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件的大型冤案奇案的发生以及各大媒体的大肆报道。只有这般触目惊心触及底线的事件才能给予学者、普通百姓内心以最深刻的最真实的撼动。人总是在痛过之后才能学到真正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