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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过多地持有冗余资源会挤占企业的可利用资源，降低企业的获利能力。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拥有的资源总量是一定的，一部分用于生产和研发、开拓市场的资源是企业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必须资源，而过量持有冗余资源必然会挤占企业的生产性资源，造成企业的获利能力下降并最终降低绩效。另外，持有的冗余资源能够给企业带来的收益也并不是持续上升的，相反，持有冗余资源的存量超过企业所能利用的潜在能力时可能会造成获利能力的急剧下降。因此，综合考虑冗余资源给企业带来的利益和成本，我们认为，企业持有的冗余资源应该有一个最佳存量，在这一存量之前收益会大于成本，而超过这一最佳存量则会导致净收益受损。鉴此，我们提出假设二（H2）：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持有的冗余资源有一个最优存量，在达到这一存量之前冗余资源带来的净收益递增，超过这一存量后其带来的净收益递减。即，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间存在倒U型关系。

　　2.宏观制度的调节作用

　　根据战略的制度观，组织的战略选择是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与组织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组织的战略选择决定了组织绩效（Peng，2002，2009）。但是，已有文献并没有清晰勾画出制度环境、组织状况、战略选择与组织绩效间的相互作用。基于此，本文认为，在组织背景中探讨战略选择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有两类变量起着调节作用：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状况。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然而，长期以来，制度被认为是给定的，因而管理研究者将其当做影响企业绩效的外生变量加以处理。随着制度主义的兴起，制度逐渐被量化，并作为影响企业绩效的内生变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的重新分配，地方政府在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指导下，有动力也有能力对企业活动进行干预与调节，从而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效率损失（靳涛，2006；邓建平，曾勇，2009）。国家和地区的产权保护状况、法治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达程度等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有重要影响（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0）。因此，可以预见，在企业所在区域的市场化水平越高，政府等非市场化因素对企业的影响越小，信息可获得性就越高，中介市场也较完备，资源交易成本低，通过市场机制获取资源易得而交易成本低，企业也越有可能通过市场方式获得资源，从而企业也没有必要持有大量的冗余资源。另一方面，企业对制度预期较明朗，企业决策也更加程序化，也更加倾向于市场导向的战略选择，对冗余资源的依赖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冗余资源给企业绩效造成的影响会降低。因此，我们提出假设三（H3）：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所处的区域制度环境越好、市场化水平越高，冗余资源对组织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小。即区域制度环境在组织冗余与组织绩效的线性关系间起到调节作用，弱化了两者的正向关系。假设四（H4）：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所处的区域制度环境越好、市场化水平越高，冗余资源对组织绩效的负向影响减小，即区域制度环境在组织冗余与组织绩效的倒U型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在弱化两者正向关系的同时也弱化了其负向关系。

　　3.微观制度的调节作用

　　与市场宏观制度相比，公司治理是企业所处的微观制度环境。公司治理是指由股东、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代理理论表明，代理问题的本质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通过安排治理机制来保证契约的有效性是必要的。股东通过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控制，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害股东利益的管理行为的发生。

　　经理人与所有者目标函数存在不一致性，由于经理人存在机会主义动机，在信息不对称与激励的不相容性条件下，导致了经理人拥有绝大多数的剩余控制权，存在很大的自利行为空间，他们可能利用组织的冗余资源做出有利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如过度扩张、过度多元化等。在企业的治理状况较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如下途径有效避免各种低效率情况的出现：董事会战略监控功能的有效发挥；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通过有效的经理人绩效考核制度对经理人实施充分监督；长期的事前激励契约以及资本市场投资者选择等，以上治理制度的完善会从根本上约束企业对过多的剩余资源的追求，企业不是关注如何持有冗余资源，而是考虑如何更有效率地利用现有资源。因此，在良好的治理结构下，企业的冗余资源对绩效的影响将减弱。鉴此，我们提出假设五（H5）：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的治理状况越好，冗余资源对组织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小。即公司治理在组织冗余与组织绩效的线性关系间起到调节作用，弱化了两者的正向关系。假设六（H6）：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的治理状况越好，冗余资源对组织绩效的负向影响减小，即公司治理在组织冗余与组织绩效的倒U型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在弱化两者正向关系的同时也弱化了其负向关系。

　　三、实证设计

　　1.变量测量

　　因变量的测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财务绩效，选取的指标是净资产收益率（ROE），刻画的是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尚不发达，有效衡量企业市场价值变化的指标并不能反映企业的真实绩效。由于国有企业考核比较重视企业年终实现的利润总额和利润净额，因此，企业也较乐意报告真实的利润净额。此外，证监会对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非常重视，它规定企业要想继续上市，近3年的ROE必须在10%以上。因此，ROE是研究中国上市企业绩效的研究者常用的指标。绩效数据取自CCER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

　　自变量的测量。组织冗余采用Pengetal.（2010）的方法，把组织冗余分成已吸收冗余（AbsorbedSlack）（大修理基金、库存、应付款）和未吸收冗余（UnabsorbedSlack）（折旧基金、储备基金、企业留利、销售费用）。用权益资产比和负债资产比（资产负债率的倒数）两个指标衡量。他们的研究表明两个指标能很好地聚合为一个因子，并以此表示组织冗余。我们也对其进行了因子分析，两个指标确实能聚合为一个因子，载荷都在0.8以上，方差解释百分比超过了68%。宏观制度环境用企业注册地的市场化水平表示，该指标取自樊纲等（2010）的研究。微观制度环境以公司治理状况衡量，具体的指标为年度内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次数，因子分析结果也表明这三个指标能够聚合为一个因子，因子载荷都在0.5的门槛值以上，方差解释百分比达到了40%。

　　此外，根据以往研究，本文把可能影响组织绩效的企业规模、行业类别、所有权性质、董事监事和高管总数、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总人数和CR_10指数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2.数据来源与选取

　　组织冗余、企业绩效和公司治理状况数据取自CCER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和公司治理数据库中2007年的数据，区域市场化指数取自樊纲等（2010）的最新研究。我们剔除掉了中小企业、非正常交易的企业和数据不在合理范围的企业（例如，最终控制人为非类别变量），删除掉注册地不详的企业，在剩下的样本中根据国家统计局选取的中国证监会的企业分类标准选取了工业企业样本，并通过财务数据和治理数据的匹配，共有699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表1描述了这些样本企业的基本特征。

　　四、检验结果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设，我们用SPSS16.0进行了回归分析，见表2。对于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假设1认为两者成正相关，假设2认为两者呈倒U型关系。模型2的检验结果表明组织冗余对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为正（β=0.069，p<0.01），模型3的回归结果也与此一致（β=0.124，p<0.001），同时，组织冗余的二次项回归系数为负（β=-0.008，p<0.05）。这说明一定的组织冗余确实能增进企业绩效，但组织冗余有一个最佳水平，超过这个水平后反而会使企业绩效降低，即假设1和假设2得到验证。

　　假设3和假设4认为企业所在区域的制度环境在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模型5显示组织冗余与区域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对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为负（β=-0.021，p<0.05）。

　　这说明随着区域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组织冗余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在减弱，假设3得到验证。但是，模型6的结果说明组织冗余的平方与区域市场化水平交互项对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即假设4未得到支持。

　　假设5和假设6认为企业内部的治理水平在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模型8的检验结果显示组织冗余与公司治理水平的交互项对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β=-0.066，p<0.05），即随着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组织冗余对绩效的正向影响在减弱，假设5得到验证。模型10显示组织冗余的平方与公司治理水平的交互项对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β=-0.017，p<0.10），这说明公司治理在组织冗余的二次项与绩效间同样起到负向调节，随着治理水平的提高，组织冗余对绩效的正向影响降低，在组织冗余超过最优量的时候对绩效的负向影响也减弱了，即假设6得到验证。

　　总之，除了区域市场化水平在组织冗余的平方与绩效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外，其他假设都得到了验证。这说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上市公司的未吸收性组织冗余能够促进企业绩效，但不是冗余越多越好。一定时期内，企业能够管理和利用的冗余资源是一定的，一旦超过这一水平，会对绩效造成损害。但是，随着企业外部市场化制度的改善和内部治理水平的提高，组织冗余对绩效的影响会降低：不仅降低了组织冗余对绩效的正向作用，也减弱了组织冗余对绩效的损害作用。

　　五、研究启示与展望

　　1.研究启示

　　对上市公司的分析结果表明，组织冗余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但随着企业所在区域的市场化程度和企业自身的治理水平提升，冗余资源对绩效的促进作用减弱。另一方面，组织拥有过多的冗余资源对企业绩效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随着企业自身治理水平的提高，这种负面影响被削弱。本研究表明，不能片面地从代理理论或组织理论视角看待冗余资源的问题，从制度视角看，两种理论均有其合理的地方，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一方面要肯定冗余资源对规避各种风险、为企业提供缓冲的作用，同时也需要注意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企业持有超过其利用潜力和管理能力的过量资源。因此，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不能单纯地看待组织冗余对绩效造成的影响。西方学者单纯从组织理论或代理理论视角的研究在中国转型情境中存在局限。我们认为，在制度环境不是非常支持企业的市场交易行为，企业内部的治理机制也不是很健全的情况下，企业所持有一定数量的冗余资源，确实能够帮助企业克服环境变化给企业带来的影响。但是，过量持有冗余资源会造成企业的效率损失，并最终损害企业绩效。基于制度视角的战略观，通过引入宏观与微观制度变量，证明了在转型情境中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市场化水平和治理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的交易行为更加市场化，从而更加不需要过多冗余资源以备不时之需。这说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组织冗余是一把“双刃剑”———企业既需要持有一定的冗余，也要避免持有过量。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转型深入推进，企业将不再像现在这样需要持有冗余资源。

　　另外，本文验证了公司内部治理水平在组织冗余与组织绩效的关系间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了公司内部治理在弱化两者正向关系的同时也弱化了其负向关系，在给定资源约束条件下，随着公司治理水平上升，组织冗余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减弱，隐含着企业关键资源（与冗余资源相对应）对企业组织绩效之间的影响在加强。因此，企业应不断加强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绩效的提高的结果，必然是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冗余资源减少。通过微观制度的改进，实现资源有机整合并有效利用，以求用尽可能少的资源获取尽可能多的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