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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提出文学变异学的研究领域是有充分的文学历史发展实践的支持的。这是因为，从人类文学的历史发展形态上看，文学形式和内容最具有创造力和活力的时代，往往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学、乃至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碰撞、互相激荡的时代。这些时期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不会保持静态，它往往表现为不同体系的文化和文学之间碰撞激荡、交流汇聚、相互融合的状态，它是各种文学基因发生“变异”并形成新质的最佳时期。所以，这些时期会在文学上呈现出生机勃勃、丰富多彩、新异多变的创造性面貌。比如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段的文学局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虽然此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甚至战乱频仍，但是正是由于印度佛教文化/文学因素大量被引人中土，刺激了中国本土的文学创造力，当然还有中国南北朝文学的彼此交流和融合，所以在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都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探究这种文学横向发展现象的内在实质，就是不同文化/文学体系之间的冲突和交流，“能够激活冲突双方文化的内在的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条件中进入亢奋状态。无论是欲求扩展自身的文化，还是希冀保守自身的文化，文化机制内部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异’”。本土文化/文学体系自身出现的变异因素往往就是文化与文学新质的萌芽，而这种具有创造力的新因素最终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而且，这种外来的异质性文学因素所引起的文学变异现象甚至使得本土固有的传统得以变迁，这样的文学变异就成为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变异的文学现象促进了本土文学的发展，并逐渐融入本土文学的传统中，形成后世文学的典范。比如闻一多在论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时候，肯定了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的重大推动作用，认为如果没有外来的文学因素的介入，中国本土文学就不会有那么多变异性的发展，北宋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确实，魏晋以降的佛教文学流传进入中土，中国古代文学在这种横向的冲击下，吸收和借鉴，产生了新的文学变异因素，我们今天所说的深受外来文学因素影响的中国禅宗以及变文、小说、戏剧早已成为中国文学自身的固有传统。而且，每个国别文学体系中出现的文学变异现象都是丰富而复杂的，因此对文学变异现象的研究理应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

　　最后，提出文学变异学领域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当下的比较文学学科拓展已经改变了最初的求同思维，而走入求异思维的阶段。比较文学的法、美学派理论都是在单一的文明体系内部进行的，他们都是从求同思维来展开比较文学的研究。尤其对于没有实际关联的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比较，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更是从一个共通的“文学性”层面出发，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共同点的。它注重强调没有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某种关联性”，这种所谓的关联性也就是韦斯坦因(UlrichWeisstein)所谓的类同或者平行研究中存在的“亲和性”。无论是“关联性”或是“亲和性”，都是一种以求同思维为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这在单一的西方文学/文明体系中是很实际的一种研究范式。然而，当我们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投向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文学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学原则大致相同外，更多的是异质性的文学表现，更多的是面对同一个文学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或观念的变异。对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学变异现象的研究曾被韦斯坦因等西方学者的求同思维所怀疑，这种“迟疑不决”的心态正是比较文学求同思维的具体写照。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走出比较文学的求同，而要从异质性与变异性入手来重新考察和界定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领域。而文学变异学的提出正是这种思维拓展的最好体现。

　　从上面三个方面来说，我们提出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研究领域是对颇受争议的影响研究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重新规范，并且变异学还有古今中外的文学横向交流所带来的文学变异实践作为支持，它更和当下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中所强调的异质性的研究思维紧密结合。所以，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的研究领域有着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