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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西厢记》与《牡丹亭》虽然都是以才子佳人模式构筑的爱情剧，但两剧中所诠释的“情”的具体内涵却大相径庭。由《西厢记》之现实爱情的追求到《牡丹亭》之梦中人性的复活的转变反映出特定时代文化思潮的嬗变。以两剧中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不同理解，阐明两剧在“情”这一主题内涵上的差异，以及《西厢记》之喜剧性与《牡丹亭》之悲剧性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西厢记》 《牡丹亭》 爱情 人性 文化内涵
　　 作为以才子佳人模式构筑的爱情剧，《西厢记》与《牡丹亭》为我们建构了现实与梦幻的两个爱情王国。《西厢记》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对男女自由爱情的呼唤在礼教森严的现实生活中演绎了一出世俗爱情喜剧;而《牡丹亭》则以“因情而生，为情而死”的浪漫笔法于满园春色中虚构了一个终将破灭却又撼人心魄的爱情寓言。作为抒写爱情的经典之作，从表层故事结构来看，两剧有诸多相似：都是“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洞房花烛大团圆”的才子佳人模式，都是以爱情自由来对抗封建礼教。于是乎有孟称舜在《柳枝集·倩女离魂》楔子眉批曰：“《西厢记》与《牡丹亭》，皆为传情绝调。”的说法。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然而，从对抗具体的封建制度到对抗抽象的封建意识，《牡丹亭》并没有构成对《西厢记》爱情模式的彻底突破。”[1]进而，我们似乎也无法真正理解为何在明中叶会出现如沈德符所言“《牡丹》一出，几令《西厢》减价”的现象了。那么，两剧的差异究竟何在呢？透过表层相似的故事结构进一步深掘两剧以“情”为主题的深层内蕴可以发现，两剧虽同写爱情，但《西厢记》之“情”与《牡丹亭》之“情”的内涵却有很大不同，真正理解两者的不同内涵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两剧各自的时代文化意义。
　　 一.爱恋与自恋：崔莺莺与杜丽娘的情感世界
　　 崔莺莺、杜丽娘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两位大胆追求自我爱情与幸福的闪光女性形象。崔莺莺之痴情，杜丽娘之以情为命使得两人的感情世界有一个共同点：自我全身心的投入。但具体到对“爱情”的理解，两人却有很大不同。崔莺莺之情乃现实生活中的男女爱慕之情。古印度《桃花簇》诗：“爱情之源有三：心之欲使人产生信任;智之欲使人产生敬意;体之欲使人产生性欲。三欲之和，乃理想之爱也。”而崔莺莺所为之付出一切的爱情正是上述“三欲之和”的“理想之爱”。当然，无可否认，崔、张爱情确实是以一见钟情开始，也就是说在两人相识之初是一种“体之欲”。张生惊叹莺莺之体貌是“正撞着五百年前的风流业冤”，顿时“风魔了张解元”“引了人意马心猿”。而一向矜持的莺莺却在庄严肃穆的道场上，向红娘赞张生“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正是以一种双方的体貌相互吸引开始，之后，在两人的爱情发展过程中，“心之欲”“智之欲”逐渐与“体之欲”融合起来了。“传简”中莺莺的“以诗传情”，张生的“解诗会情”;“长亭送别”时赠诗互表衷肠等都表明了崔、张之爱在最初是发端于“体之欲”的。一见钟情之后，他们的爱情逐渐发展为“心”“智”“体”三位一体的“理想之爱”了。所以，崔莺莺所追求和享有的爱情是一种现实生活中的男女情爱，她的痴情实质上就是少女对情爱的执着追求。而“因情而生，为情而死”的至情人杜丽娘追求爱情的行为则实质上是一种自恋行为，是自我发现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游园惊梦”是杜丽娘追求爱情之始。她的情是由花园中流光春色所诱发，而非如莺莺那般是由张生之风流体态所触发。“（吾）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第10出）这满园的春光流年触发的正是一种青春与美被埋没的不甘与苦恼。故，在青春生命与自然韶光的同构对比中，杜丽娘产生了不胜惆怅落寞的命运错位感和青春错时感。“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是这样一种生命与青春在时空上的严重错位触发了杜丽娘以梦这种超越时空限制的方式追求自我的生命存在，而梦中的书生柳梦梅则不过是杜丽娘自恋情结的一种理想自我的外射，“他只是一个青年书生的文化共鸣，一个青春生命的有形存在，是女主人公心造的情感的符号和体验的对象化”[2]因此，与崔莺莺所追求的“心欲”“智欲”“体欲”三位一体的现实爱情不同，杜丽娘所追求的爱情实质上是自我意识觉醒后人性生命化的象征。
　　 二.“情”与“才”：张生与柳梦梅爱情观之比较
　　 张生、柳梦梅作为两剧的男主人公，两人的身世遭遇有很多相似，都是金榜题名，娶得娇妻。但就两人的爱情观来看，却有很大不同。张生是宁为情而舍却功名。他本是赴京考取功名的，但自在普救寺与莺莺一见钟情之后，便将功名之事抛于脑后，而借口在普救寺住下。当老夫人赖婚后，强逼张生赴京求取功名时，别宴上张生“郁郁寡欢”“蹙愁眉死临侵地”。草桥惊梦后又埋怨老夫人“都则为一官半职，阻隔得千山万水”。可见，在张生心中，“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功名仕途是怎么也比不上如花美眷的莺莺的。而《牡丹亭》中柳梦梅之爱情观的核心则是“非情”，此“非情”并不是指排斥爱情，而是根本不懂爱情。柳梦梅一出场便是以才自诩，“那时节走马在章台内，丝儿翠，笼定个百花魁”（第2出），对“情”的期待不过是对“才”的印证，是功名的附庸。故，当柳梦梅在梦中见到杜丽娘时，将对方看作了自己“洞房花烛，金榜题名”的预言者：“遇俺方有姻缘之分，发迹之期。”（第二出）显然，这是对爱情的无知，对仕途经济的热望，其“情”之内核乃学而优则仕之“非情”。而以佳人之情来作肯定自我社会价值的补偿心理正是文人不得仕之后的一种普遍心态。因此，柳梦梅之“情”正是在自我社会角色失败之后以对自我社会价值的寻求为内核的。因而，不同于张生的多情，柳梦梅所追寻的爱情实质上是在寻求肯定自我社会价值的证物“佳人”，更多地体现了“非情”的内涵，即“才”。
　　 三.喜剧与悲剧：《西厢记》与《牡丹亭》的文化主题之比较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西厢记》与《牡丹亭》在文化主题上亦有很大差异。正如有学者指出：“《西厢记》在爱情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婚恋的唯一基础是男女双方的‘有情’（即相互爱慕），此外没有任何外在条件。”[3]《西厢记》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真诚呼唤对当时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观念进行了反叛，而《西厢记》的时代文化价值也正在于其终篇都是在现实的生活情境之中展开的，以现实的方式（“白马解围”、“张生中状元”）去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获得现实的幸福，所以“《西厢记》的终成眷属，现实与理想是穿插在一起，水乳交融”的，[4]而《西厢记》之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在于它“以现实圆理想”的方式反叛传统婚姻观念。《西厢记》一剧的焦点就在于爱情与礼教的冲突，而最终张生的“金榜题名”成为调和这一现实矛盾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西厢记》是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对男女自由爱情的呼唤在礼教森严的现实生活中演绎了一出世俗爱情的喜剧。而《牡丹亭》则是一出富有浓郁浪漫色彩的悲剧寓言。《牡丹亭》的情节设计，如杜丽娘死而复生、柳梦梅侥幸高中、杜宝尴尬退兵等等，太多的偶然性使得此剧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当受众被其中对“情”追求的超越现实的力量所震撼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体会到一种深深的悲剧之感。杜丽娘表面上看是“因情而死”，但实质上她是身处一种“无物之阵”之中，心灵的困境以及这种困境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根本无法解脱的矛盾构成了她的人生悲剧。在《牡丹亭》中并没有像《西厢记》中如老夫人之类的现实阻挠力量，无论杜宝及其夫人还是陈最良之流都没有构成对杜丽娘之死的现实威胁，但杜丽娘却一梦而死，她死在了一种“无物之阵”中。她的“慕色生情”，所慕之色始终是自己的容颜，怀着强烈的对青春流逝的畏惧，杜丽娘以一梦而死来成就她的永恒存在。因此，《牡丹亭》中的“爱情”是错位了的爱情，在梦中的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并非指向对方，而是内指于自我（杜丽娘慕自我之色，柳梦梅诩自我之才），于是才有了他俩梦中相见时双方对爱情的双重误解：杜丽娘揣想对方是因为怜念着自己青春的寂寞与美的流逝而来的：“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你在幽闺自怜。”（第10出）;柳梦梅在梦中却是将对方看作自己金榜题名的验证物：“遇俺方有姻缘之分，发迹之期。”（第2出）汤显祖一方面肯定了杜丽娘“因情而生，为情而死”的对真性情、真生命的追求，另一方面却又徘徊于柳梦梅之对优则仕的才德追求，所以《牡丹亭》中是交织着各种复杂矛盾的，而这些矛盾在当时的现实之中是无法得以解决的。当杜丽娘还魂，重归于封建伦理秩序之中时，她与柳梦梅的故事也就落入了夫贵妻荣的婚姻模式之中了，而真正的杜丽娘则是一梦而死却再也不得复活了，《牡丹亭》演绎的也只是一个貌似大团圆的残梦而已了。
　　 参考文献
　　 [1]李舜华：花园内外，阴阳两界——试论《牡丹亭》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的分与合[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5）.
　　 [2]马文楼：一个走不出去的圆圈——《牡丹亭》情理建构的文化心理批判[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1）.
　　 [3]熊笃：论《西厢记》主题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J]，社会科学研究，2002，（5）.
　　 [4]郎净：《西厢记》与中国传统的爱情观[J]，名作欣赏，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