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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首次提出了“公民化政治”的概念，强调“公民化政治”是公众对统治权力依附程度的降低以及公民政治参与的增强。[10]自媒体传播的出现赋予了民众高度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就是个人意愿的自由表达和对整个社会的关注，这极大地释放了普通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和动力，使整个社会政治生态日渐呈现公民化态势。

　　1.自媒体传播使民众的主体意识显著增强。自媒体削弱并分享了传统“主流媒体”的媒介权力。所谓媒介权力即选择、加工、突显框架的权力，在传统媒体时代，从信源到成品的新闻报道存在着重重把关，每一道把关流程都会筛选掉一部分信息，这种筛选甚至可能变成断章取义。但自媒体的出现取消与颠覆了传统媒体对话语权和解释权的垄断，传统媒体无法再对信源加以任意裁剪，打破了管理者的严格管制。自媒体打破了不同主体间的权力界限，拉近了精英与平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距离，最大限度地实现着传播平等。[11]自媒体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其公开、便捷和互动的特点更强化了民众的这种平等性与自主性。通过自媒体，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选择自己所关心、喜爱的场域投入对话和沟通，自由、广泛、充分地交流和发表意见、建议，而不论社会背景、阶级或理念观点的差异，可以随时加入，也可以随时退出，地位平等，行动自由。在自媒体的世界里“我”就是主角，“我”可以有所作为。这种主体意识的增强使民众感到自己对国家和社会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直接影响到公民的政治功效感，从而提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2.自媒体传播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效渠道。自由而广泛的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的重要内容，自媒体的出现使其成为现实。一是自媒体传播在技术上使人人参与成为可能。传统媒体条件下很难做到让每个公民都参政、议政，只能靠推选人民代表商议国事、讨论政治问题。自媒体的出现在技术上赋予了所有社会公众发表意见的机会，互动式的媒体环境也极大地强化了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表达思想观点的能力，它给每一个民众提供了更为开放的释放自我的空间，是真正意见的“自由市场”。二是自媒体成为公民利益诉求表达的重要手段和民意的释放出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社会矛盾凸显，各种利益主体不断分化，由此导致民情民意呈现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些利益诉求如果被压制或者得不到顺畅的表达，将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自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为人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提供了崭新而便捷的路径和平台。三是自媒体强化了民主监督的功能。作为一种新的监督形式，自媒体监督实现了现代信息技术与民主监督的有机结合。与传统舆论监督相比，自媒体监督主体分布更广，监督形式更加方便快捷并且产生的舆论压力更大。可以说自媒体中的每个民众都握有一把“利剑”，可以随时随地向黑暗现象和腐败势力开刀。比如：南京江宁抽天价烟戴名贵表的“史上最牛房管局长”周久耕事件，“表哥”杨达才事件等等，都是自媒体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监督作用。

　　3.自媒体传播成为改进社会公共管理的有效手段。现代政治学认为，良好的社会公共管理依赖于全面有效的信息占有和高效顺畅的沟通交流，自媒体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是自媒体使每个民众都有自主发表意见的机会和场所，这使得社会政治信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全面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得到了有效提升，打破了以往社会政治信息仅在科层体制内部流动的缺陷，有效地克服了政治决策的封闭性与政治服务开放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充分的信息参考，为科学决策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二是自媒体改变了政府工作的方式方法，使社会管理变得更加高效和谐。一方面自媒体实时互动沟通的方式一改以往政府管理生硬的话语体系，以平等的姿态和口吻面对民众，拉近了政府与民众的感情距离，提高了认同度，促进了社会管理的和谐。比如，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言人王惠在其微博“北京王惠”中写道：“我是北京的新闻官。我开微博的原则是不当僵尸不作秀，要的就是一个真诚。我知道的信息会赶快发布，能回答的就马上回答，实在不知道的也请原谅。来当惠粉吧！”[12]这种生活化的表述吸引了大量民众的关注，微博开设仅三天后她的粉丝数已达到14156人，而像“成都发布”、“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等热门官方微博的粉丝则达到了500万人以上。正是这种人性化生活化的沟通方式吸引着众多的民众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充分体现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另一方面，自媒体为政府工作聚合了大量社会力量，为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提供了强有力支持。比如，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就开设了“打拐微博”，借助社会力量参与公安部的打拐行动，目前他总共拥有470余万粉丝，正是在广大粉丝提供的线索帮助下，一大批被拐儿童得以解救。他的微博被评为全国十大个人政务微博之首，赢得了“微博最具影响力公务员”的名号。[13]再比如，从2013年新年伊始，网络发起了“豪华军车随手拍”行动，全国各地网友纷纷响应，用自媒体手段将违章违纪的豪华军车纷纷曝光，为相关部门查处军车乱象提供了广泛线索，也为落实中央规定厉行清正廉洁之风开了个好头。

　　总之，自媒体的出现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并且正在以更加迅猛的势头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如传播学者麦奎尔指出的那样：媒介技术不只是一种传递符号内容或者在某次交换中联系参与者的应用工具，它同时也包括一套与新技术特质互动的社会关系。[14]尽管自媒体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技术潜力，并且受制于现实的体制环境，但必须看到的是，自媒体凭借所拥有的广泛民众基础以及强大的影响力必将成为未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1]邓新民.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J].探索，2002，（2）.

　　[2]代玉梅.自媒体的传播学解读[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5）.

　　[3]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袁可，陈威弛.新媒体传播模式下自媒体发展对于现代危机公关处理的影响与挑战[J].新闻知识，2012，（3）.

　　[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R].2012.

　　[6]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7]喻国明，欧亚，张佰明，王斌.微博：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影响力模型和社会应用[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7.

　　[8]诺伯特·蒙多夫，肯尼思·R·莱尔德.信息技术与互动媒介的社会及心理影响[M]//[美]简宁斯·布莱恩特，道尔夫·兹尔曼.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第二版）[M].华夏出版社，2009：439-441.

　　[9]庄晓东.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3.

　　[10]王为.试论比较政治视野下公民文化理论的价值[J].教学与研究，2012，（7）.

　　[11]潘祥辉.“自媒体”革命的政治社会学意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2-11.

　　[12]姜葳.北京市政府官方微博不打官腔开设三天粉丝超两万[N].北京晨报，2011-11-21.

　　[13]卢杰.公安部打拐办主任微博打拐470万粉丝助力“天下无拐”[N].法制日报，2013-02-20.

　　[14]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锟，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