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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2年7月12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中，上演了经典的华府一幕。

　　在这个探讨美国未来制造业发展趋势的论坛上，台上就座的两位共和党与民主党议员因为美国政府是否要给企业培训提供资金争执了起来。民主党众议员戴维·西西里恩(DavidCicilline)强调为了促进美国新型制造业的发展，必须要加强政府对员工培训等方面的拨款力度。共和党众议员唐·曼组洛(DonManzullo)坚持共和党“砍钱”的一贯立场，既要让马跑，又不给马吃草，坚称“重要的是知识，不是资金”。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政府资金支持，没有国家决策层面的统一规划，没有业界和知识精英界的合力谋划，美国恐将错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列车，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频繁的选举制度和政客作为“局中人”的短视。正如《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指出的那样，实现第二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转变，最艰难的在于观念的转变而非技术的发展。

　　美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显然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尚未给予充分的关注。

　　记者向西西里恩发问：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欧洲，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成为热议话题，而美国当前讨论经济议题时，大多数精力仍然放在讨论如何用减税避免今年底的‘财政悬崖’和美联储‘扭转操作’延期等着眼于半年之后的短视政策，很少有关于十年后产业政策规划的严肃讨论，美国难道不怕错失这一轮产业革命的良机？西西里恩坦言，长期思维固然重要，但是在美国当前政治和选举机制的束缚下，谋划十年之后的事显得不合时宜，讨论这个议题至少要等到大选之后。

　　每两年就要进行的一次众议院选举、四年举行一次的总统选举、参议员六年就要面对的选举，会使得美国总统和500多名议员将注意力都放在半年或一年之后的超短期议题上，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的任职时间内为自己连任创造得分点。近几十年来党派观念日益浓厚的华盛顿政治现状使得民主、共和两党在预算、税收等经济议题上分歧明显，而美国所有大型的国家工程的预算又必须要经过国会审批通过。

　　显示美国两党斗争白热化但缺乏经济远见的一个明显例证就是关于美国公路拨款法案的博弈。业界早有人提出，在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没有开展过任何大规模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而只是在做些小修小补，按奥巴马总统的说法，美国的公路状况不及中国，美国的上网速度不及韩国。

　　美国的跨州公路体系是在约翰逊总统任内启动，1966年，约翰逊总统签署立法建立美国交通部，开启了奠定美国半个世纪来赖以维系的公路网建设。根据2005年的交通拨款法案，当前美国公路的养护费用主要来自每加仑18.4美分的联邦汽油税和每加仑24.4美分的联邦柴油税，由于两党在交通、能源等政策上分歧明显，这一本应在2009年9月到期的法案连续9次用临时延长数月的方法在维系，给基建工程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更为重视保护传统石化企业利益的共和党要求在将该拨款法案延期两年时，民主党必须要在建设从加拿大到美国的输油管项目上妥协，经过数月的艰苦斗争，奥巴马才在今年7月6日签署了将交通拨款法案延续两年的新法案。美国各党派又都将这一“守江山”的法案作为自己的重大政治胜利大书特书。西西里恩是美国基础设施银行理念的提出者之一，尽管奥巴马多次将这一理念放入自己的国情咨文和就业创造法案，但因为共和党的反对，这一动议依然束之高阁。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指出，使得美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全球巅峰的是充分供应且廉价的石油、汽车和民众消费，而这种模式面临困境。金融危机并非空穴来风，它发端于80年代晚期美国城市化建设的减速，当时美国的跨州公路建设达到顶峰，标志着汽车和石油时代达到顶峰；美国民众的过度消费快速透支了美国所积累的社会财富，居民储蓄率下降，公共债务攀升，全球扩张的总需求追逐日益减少的石油资源，使得油价在2008年7月达到每桶147美元的顶峰，而六天之后，银行体系就因为天量的债务出现流动性枯竭。

　　美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依旧是消费驱动型，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七成，而延长减税或是美联储量化宽松、‘扭转操作’等财政和货币政策实质是要用放大的短期财富效应，来延续既有的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美国国债收益率降至建国以来最低点的条件下，美国各界依旧没有对利用低融资成本、加大占领未来经济制高点的基础设施和科研投入。

　　曼组洛等议员指出，在欧洲已经先行一步的情况下，美国尚没有对先进制造业的清晰定义，欧盟已经把纳米科技(nanotechnolog)、微电子和纳米电子(micro-andnanoelectronics)、光电学(photonics)、先进材料(advancedmaterials)、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等五个行业列为先进制造业。

　　早在2007年5月，欧洲议会就通过了一项正式宣言，以加强对新能源产业的开发并提高能效，提出了到2020年将能效提高20%的具体指标，向世界其他地区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已经走上了新经济之路。

　　欧洲议会在宣言中提及的未来清洁能源时代的产业发展重点与里夫金的阐述极其相似。里夫金认为，正如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的通信、能源基础设施一样，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离不开五大支柱，即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微型发电厂分散式生产，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存储间歇式能源，能源互联网，将传统的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

　　其实，美国并非没有对于先进制造业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努力尝试，但是培育工业革命的系统化长期努力和美国当前短视的政治运作模式出现断层，在新能源等行业的产业优势有被德国等欧洲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赶超的态势。美国制造业联盟执行总裁斯科特·保罗(ScottPaul)告诉笔者，早在一代人之前，美国就掌握了太阳能和风电涡轮机技术，但是近年来美国对新能源的创新激励机制逐渐减少，导致新能源的研发和生产向海外流失，德国是太阳能行业的领军者，并非因为德国是个日照充足的国家，而是因为德国在太阳能领域研发的大量公共投资，但自从索林德拉事件以后，美国在新能源等未来朝阳行业的发展上是在苦苦挣扎。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之初曾将新能源作为重点发展行业，索林德拉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是奥巴马政府首批给予贷款担保的能源企业之一，2009年9月获得5.35亿美元贷款。该公司曾被奥巴马称为创造绿色能源就业的“典范”。然而，该公司在2011年8月底因为经营不善宣布破产，1100名员工全部失业。在大选临近之际，共和党将奥巴马政府的失误放大，指责奥巴马政府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仓促为该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导致纳税人遭受损失。

　　美国制造业的生存困境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显现。截止2011年底，美国制造业岗位不到1200万个，比起美国制造业达到顶峰的1979年的1960万个岗位，美国大约年均流失23万个以上。

　　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而过度依靠金融创新来助推经济的恶果在金融危机期间充分体现。近年来出现了数十万制造业岗位回流美国的现象，但是业界人士分析，很多就业岗位回流主要是成本驱动，而非新产业驱动。

　　工业革命不仅会影响未来经济的发展模式，也会影响社会范式，而酝酿新一轮工业革命不仅是一项经济工程，也是宏大的社会工程，其中要付出很大的艰辛，也要允许跌倒和改正错误。其实，美国拥有很强的经济和科技竞争力，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在创新能力、大学和产业科技联合研究等指标上，美国都位居全球最前列，如果转型得当，美国依旧具有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霸主的巨大潜能。

　　但是，美国当前的政治机制并没有给产业发展的摸爬滚打提供有利条件，新能源规划、智能电网、后碳时代这些未来经济发展的亮点在当前的美国都是政治忌语。在索林德拉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在支持清洁能源行业发展方面就变得畏手畏脚，奥巴马政府鲜见公开谈及新能源产业发展并出台新的扶助政策。“美国目前的这种状况，可能会把新能源等产业发展机遇拱手让给竞争对手。”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达雷尔·韦斯特(DarrellWest)无奈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