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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中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就一直处于排斥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仍旧延续着,双方关系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但在一定的特殊的时期,这种对立转化为在国际政坛上的现实对抗。
例如,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对待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主要是配合美国和苏联形成的两大阵营中的美国一方,反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其打击的目标对准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他们敌视的眼光中,处于从属地位。1950年9月5日,美国纠集15国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侵入朝鲜,并大举北犯,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奋起抗美援朝。在体现两大阵营对抗的朝鲜战争问题上,社会民主党站在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一边,同中国人民进行对抗。1951年12月,社会党国际理事会的布鲁塞尔会议通过了《关于和平行动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指责说,“当前出现的国际紧张局势多数是由于极权的共产主义实行侵略政策的结果。”鼓动美国这种所谓“民主国家”采取集体行动,拯救世界。但在对抗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同时,社会党国际没有公开点名攻击中国,而且还不赞成“民主国家”同蒋介石结成同盟,并且把蒋介石与佛朗哥相提并论:“民主国家不能以任何方式同佛朗哥西班牙或远东的蒋介石结盟来谋求保卫和平与自由。”这一点表现出了社会民主党与帝国主义的差别。
1959年,社会党国际无端干预中国的西藏武装叛乱活动,并且在两次决议中都对这次叛乱表示“谴责”;1963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后,社会党国际附和西方,一方面表示对中国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又希望印度不要为了国防而影响本国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出,这是对中国的一个纯属外交辞令的表示,既表示了政治上的对抗,又没有采取彻底的敌对态度。在社会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对抗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社会党国际一直非常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1952年,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就公开强调,至于中国,它原来就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北京政府由于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所以不可能就北京政府的代表性达成统一的意见。但是,社会党国际认为,不能将中国就这样排除在国际之外。
1953年,社会党国际理事会决议指出:“要想恢复亚洲的和平,就需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且愿意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友好关系。”同年7月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在缔结停战条约之后,接纳北京政府进入联合国。”1955年,社会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在此次会议的决议上再次详细指出,“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和北京政府达成协议,这其中就包括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并且强调,台湾国民党的军队立即撤出沿海岛屿。1957年第五次代表大会,又再次强调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