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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未曾预见之发展”的构成
　　对于哪些情形构成“未曾预见之发展”，不论是GATT1994还是WTO保障措施争端案件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但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分析论证，还是能大致归纳。某些事件本身可以构成“未曾预见之发展”，不论是单独还是综合事件，只要该事件发生在关税减让谈判之后，且是减让方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另外，一些已经发生的事件或其连带的后果可能构成“未曾预见之发展”。美国钢铁案中，专家组肯定了美国指出苏联解体是“未曾预见之发展”的说法，认为虽然苏联解体是已发生的事实，但是由于其解体所带来的巨大财务困境可能产生“未曾预见之发展”。
　　（二）“未曾预见之发展”的具体审查标准
　　著名学者John.H.Jackson曾说过，实施保障措施的前提是：“必须证明某产品的进口正在绝对或者相对的增加，并且这种增加是未曾预料的发展，又与GATT的义务有着因果关系。”
　　1.主管机关证明的时间。“未曾预见之发展”的证明时间必须在实施保障措施之前，这是其为实施保障措施前提条件的性质所决定的。美国羊肉案、钢铁案中，专家组都认为，说明“未曾预见之发展”存在的事实基础应当在保障措施前进行。
　　2.主管机关对“未曾预见之发展”的解释。充分合理的解释是“未曾预见之发展”证明的实质标准，其要求对所有相关事实以及这些相关事实如何导致“未曾预见之发展”作出全面的前后一致的合理解释。 因为“未曾预见之发展”是作为“事实情形”而在报告中阐述，不能泛泛而谈，也不能只是一种可能性，需要有事实依据和数据支持，来解释其导致了产品进口增长并造成国内相关产业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
　　3.主管机关调查报告的形式。美国钢铁案中，专家组同意了美国的说法，认为主管机关必须把对“未曾预见之发展”的调查报告公布，但是GATT1994对公布的形式没做任何规定，所以报告是单独公布还是与其他报告一起公布没有特殊的要求。

　　五、“未曾预见之发展”对于中国的意义

　　中国对于保障措施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法》第44条以及《保障措施条例》第2条中。这两条法律的内容与《保障措施协定》规定基本保持一致，没有对“未曾预见之发展”问题有所涉及。
　　暂且不论“未曾预见之发展”的适用是GATT1994成文法的硬性要求，还是争端解决机构的解释使其拥有判例法的约束，在现有国际大环境下，中国的立法稍显落后。但是，对中国而言，究竟要不要把“未曾预见之发展”加入保障措施实体要求，需要综合看待。
　　近年来，中国屡遭他国实施保障措施，一旦发生争议，“未曾预见之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抗辩理由。不过，这条规则不可能只使得单方获利。若中国想要对他国采取保障措施，那么“未曾预见之发展”则成了一只拦路虎，无疑加大了实施的难度，这也成为了中国一些学者反对 把“未曾预见之发展”作为实施保障措施前提条件的原因之一。但是，保障措施适用的条件是针对所有成员方的，“未曾预见之发展”作为必须证明的部分已是大势所趋，不会因为中国的不采纳而废止。另外，“未曾预见之发展”不是一个独立的实施条件，而是与其他条件叠加适用的，其证明标准相对于其他条件而言是不能并驾齐驱的。所以中国不必对“未曾预见之发展”的证明而感到害怕和排斥。
　　在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论证下，经历了一系列的案件后，“未曾预见之发展”已经成为了一项不可忽略的因素，此时中国再反对或者犹豫显得没有意义。因此，在立法中吸纳“未曾预见之发展”是符合现实情况的，也能够促进中国的国际法律规则与国际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