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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大多曾经使用折旧政策来促进产业发展，但我国目前尚未充分利用。将折旧率引入新古典投资模型，考察加速折旧这一间接税收优惠政策对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基础工业部门，折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投资，且折旧率对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政府对投资活动的干预加大了投资对折旧率的敏感性。进一步的考察发现，区域间折旧率对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东部最小，中部次之，西部最大。

　　［关键词］基础工业；加速折旧；政府干预；资本成本；企业投资；固定资产；政策手段；投资行为

　　一、引言

　　中国工业的发展呈现出区域间不平衡的现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量上，又表现在质上。中西部地区在资金投入、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与东部都有较大差距，怎样通过政策来调节区域间工业发展的差距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资本是生产的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越多，产出越高。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企业投资一直是国外公共经济学研究的理论热点之一，而且已经付诸实践，其中包括加速折旧政策。美国在肯尼迪执政时期提高了企业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率，到里根时代，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实行了美国历史上最短的折旧年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英国落后地区获得了国家在折旧方面的税收折扣及政府补助大约比全国平均数高４０％—５０％，这样通过行政干预和经济干预刺激了落后地区的生产性投资，促进了落后地区的协调发展。日本在１９６０年宣布启动为期１０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减税、加速折旧等确保企业更新设备的资金和资本自我积累，企业可以对其设备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加速设备更新。日本政府规定，企业采购新设备的当年，就可以提取相当于设备价格５０％的折旧费，该费用从利润总额中扣除，无需纳税。在政府的鼓励下，各企业竞相增加投资，更新设备，掀起了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浪潮。相比之下，我国虽然对企业投资也有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是加速折旧作为鼓励企业投资的重要手段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可知，仅有两种固定资产可以采用加速折旧方法，由此可见我国加速折旧的适用范围较窄，且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较长。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被称为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强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折旧政策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基础工业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为其他生产部门提供生产所必需的投入品，因此基础工业必须先行于其他部门发展，促进基础工业发展必然可以带动其他工业行业的发展，由此可见研究基础工业具有重大意义，故本文即以基础工业行业为对象，围绕折旧政策对投资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区域差异这一主题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新古典投资理论认为，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取决于产量和成本，政策因素会影响资本使用者成本，从而影响投资。对常用的政策手段与投资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多，如Ｈａｓｓｅｔｔ等、孔宪丽等、付文林等、行伟波分别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数据，就税收政策、货币政策等对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但关于折旧政策对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则明显较少。以下从研究思路和变量计算两个角度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并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

　　现有文献中关于折旧方法对投资影响的研究思路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利用标准的资本使用者成本模型，这一模型由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创立，他认为投资取决于产量和资本使用者成本，并给出了资本成本的公式。加速折旧减少了资本使用者成本，因此能够起到促进投资的作用。Ｈａｌｌ和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利用美国１９５４年等三次税制改革这一“天然试验”，研究了折旧政策的变化带来投资行为的改变，结论是折旧条款的引进使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净投资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Ａｂｅｌ扩展了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的基本模型，加入了动态因素，运用托宾Ｑ理论，研究了税收政策对投资的动态影响。国内如李成、韩国高等都是运用这一模型，将加速折旧因素按照理论假设引入资本使用者成本。二是利用现值模型，如Ｎａｍ和Ｒａｄｕｌｅｓｃｕ比较了不同折旧方法下资产在将来能带来的收益的折现值和资产成本之间的大小，从而决定是否投资，并在此理论基础上比较了欧洲不同转型经济体采用的不同折旧方法带来的效应。前两种思路是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折旧方法对投资的影响，但是对于折旧率与投资之间量的关系并没有涉及。三是运用企业层面数据来验证折旧方法对投资额的影响，如Ｊａｃｋｓｏｎ等发现运用加速折旧的企业明显比运用直线折旧的企业投资额多。这种思路较好地解决了量化关系问题，但这些研究都没有涉及区域问题，本文希望在验证量化关系的同时，对区域间影响程度的差异进行分析。

　　用实证方法验证折旧方法对投资的影响必然要涉及折旧率这一变量的计算问题。现有文献在估计折旧率时通常假定不同行业或者不同地区的折旧率相同，并且假定一个固定的折旧率数值。一些研究直接假定一个不变的折旧率，如Ｐｅｒｋｉｎｓ、孟连和王小鲁均假定折旧率为５％，Ｙｏｕｎｇ假定折旧率为６％，张军等假定折旧率为９．６％。另一些研究通过将固定资产划分为建筑类和设备类，假定不同类资产的折旧率，然后得出加权的折旧率作为总资产的折旧率。这些方法在估算资本存量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没有注意到经济折旧率和会计折旧率的区别。上述假定的折旧率可以作为经济折旧率来估算资本存量，因为企业选择的折旧方法并不影响资产发挥效力的模式，所以可以用一个不变值代替。但企业选择的折旧方法会影响到会计折旧率，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恰恰是企业的折旧方法对投资的影响，因此需要构造各省份基础工业的会计折旧率序列。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１）将折旧率引入新古典投资模型，实证研究了折旧率对投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方式。（２）比较了折旧率对投资行为影响的区域差异，并根据这种差异提出对中西部实行折旧政策倾斜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分析和计量模型

　　（一）理论分析及假设的提出

　　由于行业投资是其内部企业投资的总和，因此可以运用企业投资决定模型来研究行业投资问题。影响企业投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经典投资理论的角度看，投资与资本成本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假设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基础工业企业的生产函数为Ｃ－Ｄ型生产函数，则最优资本存量的一阶条件为资本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Ｋ?ｔ＝αＰｔＱｔ／ｃｔ（１）其中，Ｋ?ｔ为第ｔ期的最优资本存量，Ｐｔ为产品的价格，Ｑｔ是产出量，ｃｔ是资本使用者成本，α为产出对资本的弹性。

　　按照新古典投资学理论，投资包括重置投资和新增投资。重置投资是为了补偿上期固定资产的经济折旧进行的投资，假设经济折旧率不变，则重置投资额等于与上期资本存量的乘积。新增投资是为了使企业的资本存量接近于最优资本存量，由于资本存量的调整并不能一步到位，往往要经过几个阶段，因此新增投资额为前几个阶段的最优资本存量差分的加权和。为方便起见，本文采用付文林等的做法，在决定投资量时仅取最优资本存量的一期差分，则新增投资额为Ｎｔ＝γΔＫ?ｔ－ωＮｔ－１（２）其中，Ｎｔ为第ｔ期的新增投资额，γ为最优资本存量变化量对投资的影响系数，ω为上期投资对本期投资的影响系数。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第ｔ期的固定资产决定方程为Ｉｔ＝αγΔＰｔＱｔ／ｃｔ－ωＮｔ－１＋θＫｔ－１（３）由式（３）可以看出，投资额与资本成本呈反向关系。下面本文主要讨论企业采用的折旧方法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根据中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折旧计入当期的成本费用，从当期收入中抵偿，因此可以起到抵税的作用。本文按照Ｈａｌｌ和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的思路，将折旧对税收的抵免作用划入到资本成本里面。以δ（ｔ）表示役龄为ｔ的单位资本提取的折旧额。一单位资本历年折旧额的现值可表示为ｚ＝∫∞０δ（ｔ）ｅ－ｒｔｄｔ（４）其中ｒ表示折现率。以ｔ表示ｔ期的税率，一单位资本的总折旧优惠可以表示为Ｄ?＝∫∞０ｔδ（ｔ）ｅ－ｒｔｄｔ（５）

　　假设各期税率相同，则总折旧优惠可以写为Ｄ＝ｚ。以ｃ表示税前单位资本成本，将折旧优惠考虑进去以后，税后单位资本成本就可以表示为ｃ?＝（１－Ｄ）ｃ＝（１－ｚ）ｃ（６）将式（６）代入式（３）得Ｉｔ＝αγΔＰｔＱｔ／（１－ｚ）ｃｔ－ωＮｔ－１＋θＫｔ－１（７）

　　由此可见，提高折旧现值能够促进投资。从式（４）可以看出，在没有其他限制的情况下，提高折旧率可以增加折旧现值，从而降低资本成本。但在现实情况中，可能存在一些限制条件，如不允许缩短折旧期限，这就可能会出现某一期折旧率的提高导致另一期折旧率下降的情况，进而使得总效应变得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运用现有的折旧方法以使得折旧现值最大。比较了在我国目前常用的折旧方法下一单位资本的折旧现值。由于计算涉及折旧年限、利率等参数，故本文采用假设参数的方式，我们假设设备和建筑的寿命分别为１６年和４０年。

　　在相同的折旧年限和利率条件下，加速折旧法的折旧现值高于直线折旧法。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于加速折旧法是前期折旧多，后期折旧少，在资金时间价值的作用下，资产的总值高于直线折旧法。如果能够缩短折旧年限，则各期折旧率更大，折旧现值相应也会更大。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