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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多的长江支流中,近代安徽主要对华阳河、皖河、秋浦河等河道及堤防进行治理。

　　华阳河是安徽长江北岸的重要支流之一。清末民初,该河通江道既宽又深,江水倒灌,涨水时可淹没望江、宿松、太湖、黄梅等县,“灾害之甚,惨不忍睹。”所以,治理华阳河的主要任务是建闸堵口,疏浚河道,使水下泄入江。1923年,设立了督办疏浚华阳河道工程事宜办公处,经过多方筹资,1937年在华阳镇附近建成华阳河闸,水涨闭闸时,河水由皖河泻出,水落时启闸,河水由华阳河直接入江,后又将马华堤加固培厚。经过治理,不仅可以防灾御灾,对渔业和航运亦无妨碍,“至于渔航二业,开闸时毫无影响;闭闸时期,全年不过二月,舟航可由皖河出入,渔户可移往新水道谋生,决不危及彼辈生计。”

　　皖河是一条多灾的河流,清代,皖河入江水道壅塞,灾害频繁发生。光绪年间,开挖漳葭港故道口新盐河,以泄皖水。1912年,怀宁县建长达39里的万全堤,1919年,安徽省长吕调元筹款10余万元,于1923年在经覃河一带裁湾取直。1925年,怀宁县海口洲筑广成圩。此外,还对皖河支流长河、潜水、皖水等进行治理。

　　秋浦河位于长江右岸,发源祁门山脉仙寓岭北麓,流经祁门、石台、贵池3县,于池口注入长江。近代百年在该河流域先后建成同乐圩、普庆圩、天成圩、万生圩、万成圩、万宝圩、大农圩、民生圩、同安圩等。为了保障这些圩田的安全,民国时期建闸排涝。1930年,建洋闸,为团湖入秋浦河的控制工程;1931年,建北闸,可将天成圩涝水排入长江;1941年,建木闸,为木闸河入秋浦河的控制工程。

　　三、各地其它水利事业的兴办

　　在近代安徽,除了重视淮河、长江的水利事业外,各地还举办了一些地方性的水利,如湖、涧、塘、塥、闸、堰、陂、井等。《怀宁县志》载,该县大丰乡有塘6所、塥9个;钦化乡有塘8所、塥13个、闸1座、堰1座;受泉乡有塘7所、塥4个、闸13座、堰4座。《全椒县志》载,该县有湖9座、涧29座、塘60所、坝25座、圩72座。孙叔敖主持修建的芍陂,到“光绪年间,陂面仍存周25公里余,灌田1000多顷,到1949年,还存南北长15公里,东西宽5公里余的塘面,灌田近8万亩”。另据《寿州志》载,该州有塘36所。《宁国县志》载,该县有陂15座、塘22所、坝60座、井13口。这些地方性小型水利工程,对各地防洪御旱起了较大作用。

　　民国时期,在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安徽各地水利事业仍在曲折中艰难跋涉,特别是1943年安徽水利工程处成立以后,督促皖中、皖西各县兴修塘堰,皖北各县挖凿水井,取得一些成效。

　　1934年旱灾以及所造成的重大社会经济损失,充分暴露了各地水利设施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安徽省政府派专家到各地指导、督办水利工程,自1934年到1945年,舒城、霍山、六安、桐城、太湖、霍邱、合肥、潜山等县兴办了塘堰等一批水利工程(见表4),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受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的奖励。其中,1934年全省50个县,据统计,共修堤1476座,约6125公里,完成土方1317045立方米;浚河疏沟495道,约2685公里,完成土方26,478,594立方米;治塘2282个,新增开6,669,109立方米;修闸106座;修涵洞78座;修建陡门63座。

　　皖北各县水资源缺乏,可以凿井汲取地下水,灌溉农田,1944—1945年,临泉县凿井57352口,完成土方2,826,920立方米;阜阳县凿井32648口,完成土方1,578,880立方米;颍上县凿井15口,完成土方592立方米;太和县凿井1305口,完成土方502,333立方米;凤台县凿井107口,完成土方10262立方米;共计受益田亩约2,200,460亩,按当时受益价值,平均每亩以2000元计,共受益4,400,920,000元。

　　四、近代安徽水利事业的特点

　　水是万物之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水利对发展经济、稳定政局、安邦定国起着重要的作用,近代安徽水利工程的兴办,对防止自然灾害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纵观近代安徽水利事业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大约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水利建设与水旱灾害不可分。邓云特认为,水利乃是积极救荒政策中的一大类,“我国历史上之灾荒,以水旱为最多,而其害亦最剧。故历来论救荒之根本者,无不注重水利。”历史上,安徽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旱灾害,极其频繁,近代以降,更是连年不断。据初步研究,水灾、旱灾、蝗灾等破坏性较大的灾害,发生频率都较鸦片战争以前提高了。发生在安徽境内的水灾多由暴雨、连阴雨、台风、龙卷风等因素直接引起的。从1840年至1949年,仅1918年和1936年未出现过水灾,其余年份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水患,平均1.02年发生一次,其中,大水灾发生频率由古代的平均34年一遇、清朝前期的平均14年一遇,提高到7年一遇。近代安徽旱灾也十分频繁,110年中,有71年发生了旱灾,平均1.55年发生一次,其中,大旱灾发生频率由古代的平均113年发生一次、清朝前期的平均29年发生一次,提高到平均14年发生一次。蝗灾从公元前707年到20世纪40年代,平均3年发生一次,清朝前期的平均2.8年发生一次,而1840—1949年中,有43年发生了蝗灾,平均2.56年发生一次。重大水旱灾害的发生也暴露了近代安徽水利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1931年江淮大水灾就促使人们对水利问题的深刻反思,“此次水灾,政府虽不能防范于事先,然不可不努力补救于事后,而所谓事后之补救者,又不在一时之救灾,而在今后灾变之防止。防上今后水灾之道无他,惟在平时之兴修水利而已。”近代安徽,无论是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大水利工程,还是局部地区小水利工程,均以兴利除害为目的。

　　二是水利建设与科学技术不可分。从我国的救灾实践来看,人们对技术救灾极为重视。研究表明,早在商代就有关于雨水观测的记载;最迟在秦朝就建立了呈报雨晴、水情的制度,且有江河水位的观测设施;东汉时期已认识到了水循环的规律;到宋代,人们对洪水的规律已有非常细致的观察和准确的认识;明清时期,在大江大河设置了水位观测志桩。这些成就对于历代的水利事业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步伐的加快,西方先进的水利技术传到国内,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的水文、测量、通信、施工机具和方法等水利工程技术在中国逐渐推广使用,使中国的水利科技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水利工程技术的近代化为近代安徽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911年,美国红十字会派往中国的水利工程师詹红提出了安徽水利建设的科学规划。他从1911年8月18日至1912年6月14日,对江苏、安徽遭受水灾地的区域进行科学考察,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数万字的《江皖水灾调查并规划说明书》,该说明书详细地描述了江苏、安徽两省,尤其是淮河流域的地形地貌特征,分析了江、皖两省水灾频发的原因,还提出了科学的治水方案,建议建立永久性治河工程机关,有较高参考价值。为了掌握淮河的水文资料,自1913年开始,在淮河设立一些水文观察站,进行雨量、水位、流量、含沙量等4个项目的测定。1931年江淮大水灾时,除了在干流上增设水文观察站外,还有支流上设立水文观察站。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之后淮河中游的治理过程中,西方先进的水利技术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建设者们在堤防设计时,顶宽为3米,外侧坡度为1:3,内侧坡度为1:2,筑堤用土至少在距离堤脚10米以外的地方取土。建设涵阐时均使用水泥、钢筋等材料,从而确保了工程质量。此番整治后,至1938年以前,淮河中游基本上未发生大的洪涝灾害,1933年4月,阜阳、寿县等地水患,只见到“大水漫溢”、“溢岸横流”等记载,也未出现决堤现象。这表明,这次淮河中游的水利建设对抗御洪水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是水利建设与农业生产不可分。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而且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大。淮北平原毗邻中原地区,是安徽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皖中、皖南地区在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农业生产逐渐得到发展。南宋以后,淮北地区多灾多难,经济日趋衰落。由于中原人民不断南迁,安徽长江两岸、皖中、皖南的经济得到发展,成为全省比较富裕的鱼米之乡。明代以后,安徽农业商品生产有所发展,长江南岸的芜湖成为安徽稻米、油料等各种农产品的重要集散地。直至今天,安徽农业人口仍占全省总人口的80%以上,农业生产总值在全省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至1987年仍为42.5%。

　　全省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依然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状态。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不仅可以破坏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可以毁坏经济发展已取得的成果。”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的束缚和影响最为严重,因为,农业是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关系最为密切的物质生产部门,农村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最为密切的社区,在以农立国的传统农耕社会里,由于生产水平低下和科学技术不发达,土地、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仍然是农业生产的关键要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业生产的丰歉、农村社区的和谐、农民生活的温饱,甚至社会的稳定和朝代的更迭。因此,水利建设也就成为预防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