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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3、24日，为期两天的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举行。两天论坛中，近300名中外学者在全体大会、圆桌会议、八场并行分会中，就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梅俊杰昨天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回顾总结了两天的会议，在他看来，论坛中关于生态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值得关注。与此同时，在梅俊杰看来，由上海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还希望能“引领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和评论，还会成为向外传播中国的论点、立场的重要平台”。

　　今年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召开背景是去年召开的十八大和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梅俊杰说，“紧接着两会结束后召开这个论坛，希望学者能对中国问题有及时的反应。这次全世界的学者围绕着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讨论。”在两天的论坛中，数百名学者在政治、经济、生态、文化、历史等领域展开讨论，“其中有两个议题尤其值得关注，一个是生态问题，一个是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

　　在梅俊杰看来，世界中国学论坛已经不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全世界研究者发表对中国研究的观点，“我们还有一个想法，通过这个论坛，能反过来引领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和评论。”梅俊杰对早报记者说，“各个国家具备一定经济力量之后，除了政府层面的外交，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撑，比如学术外交。”

　　所以在今年的论坛上，除了传统的欧美中国研究学者，还来了很多拉美和中东、东欧的学者，论坛上做主旨发言的4位学者，其中一位来自巴西，一位来自埃及。“欧美的中国研究实力是比较强，但我们现在要着眼于公共外交，其他地区肯定要纳入其中。以前拉美和中东的相关学者比较少，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论坛，需要收到更多国家的声音。”在梅俊杰看来，这也跟中国大的外交背景有关，“原来的中国外交，听到最多的是对美外交为重中之重，当时中美贸易是最为重要的，后来中欧贸易上升，最近是中国与新兴国家的贸易开始增加。随着中国外交的全方位进行，公共外交也要开始跟进。”

　　梅俊杰认为，“世界中国学论坛不仅能够沟通中外对中国的研究，还会成为向外传播中国的论点、立场的重要平台。”

　　生态议题：绿色经济能带来经济的增长

　　在论坛上，多个议题与生态问题有关，生态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解决的问题，而生态问题在这个时代其实跟绿色经济紧密相连。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官员蒋南青女士在题为《绿色经济》的报告中指出，实现发展方式与能源脱钩是中国绿色经济转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在未来发展绿色经济过程中，首先应建立绿色指标体系、环保产业核算体系，衡量绿色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其次应用绿色经济模型，测算不同企业、不同行业对未来绿色经济的影响程度；第三是比较分析传统行业绿色化与新兴行业绿色投资情况。蒋南青指出，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生态经济相比，绿色经济包含的范围更大，内涵更广。绿色经济除了产生较好的环境效果，还能带来经济的增长。从长远来看，绿色经济在效益产生方面不会输给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但绿色经济的转型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需要一定的促成条件，如科技创新、财政措施、政策条件等。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诸大建在题为《里约+20绿色经济新理念与中国转型发展》的报告中指出，绿色经济对传统以效率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增加了两个重要维度，即资源维度与公平维度。诸大建从政治动员能力、物质设施建设、思想理论准备三方面比较了美国、欧洲和中国在绿色经济转型中的优势，指出中国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拥有源头创新优势，并从战略创新、政策创新和技术创新三方面阐述了中国绿色经济转型策略。

　　第三次工业革命议题：中国处于怎样的进程

　　中国面临的领导力挑战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近几年被经济学界热炒的概念，美国经济学家杰瑞米·里夫金就第三次工业革命及中国的战略选择发表了他的观点。杰瑞米·里夫金认为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新型的通讯技术与能源体系交汇之际，即是新的经济革命发生之时。现在，互联网、新材料和新能源三者融合预示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分散式生产、存储、通过能源互联网进行分配，以及零排放的交通方式构成了新经济模式的五个支柱。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变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垂直式生产关系，转向扁平化工业结构，数千中小型企业组成的网络与大型垄断企业一起组织全球生产网络。中国如选择第三次工业革命道路，极有可能成为亚洲的龙头，引领亚洲进入下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推动整个亚洲实现向后碳社会的转型。

　　里夫金还对上海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角色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上海如何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关键是要把政府与公司都结合起来；同时按照五大支柱规则来布局生态结构。

　　中国不能错过第三次工业革命，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经济界缺少的是什么？美国创新领导力中心总裁约翰·瑞恩通过详尽的数据和案例说明，中国在经济转型中最大的领导力挑战是如何领导多样化的群体，并指出对于中国领导力的关键因素是：领导员工、资源能力、变革管理、参与性管理、资源能力和决断性。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加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话要培养跨界领导力。

　　中国正在承接第二次

　　经济大转移

　　本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注，其背景就是中国经济结构在未来的转型。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薛凤旋教授在论坛上作了主题为《第二次全球经济大转移及2013-2030经济展望》的发言。他认为，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功承接了全球第一次经济大转移，并通过30多年的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间，中国沿海城市的发展成为空间经济的主要特点，东部板块发展迅速，相应带来劳动力的转移，并以上海和香港为龙头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带和三大城市群。

　　薛凤旋认为，全球经济危机导致世界进入第二次经济大转移阶段，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中国通过30多年的发展对全球化经济运行有了基本的经验，同时中国的劳动力效率和高储蓄率使我们的成本更低，体制的积极作用也将释放出新的经济发展能量。他预测，中国在承接第二次经济大转移中，将会出现四个趋势。一是我国的工业继续深化，中国将成为耐用消费品的全球工厂；二是在西方各国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将出现世界级的高增长；三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将产生变化，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和化工业以及现代机械工业，环保工业和新能源工业将崛起；四是金融业及高端服务业将会扩大。他重点提到，中国的银行业从购买力平价、国家担保的信誉度方面，均具备了进一步主导全球的基础。

　　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特任助教伊藤亚圣作了主题为《中国的“世界工厂”时代结束还是“世界工厂2.0版”开幕？》的发言。他的报告围绕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法的历史回顾和数据分析，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做了预测和建议。

　　伊藤认为，中国世界工厂的提法首次出现在2001年，综合公开发表的资料信息和数据，对该提法可以形成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从生产品种的角度看，中国制造业无论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本密集型产品，都已经具备了制造能力；第二种是从工业生产额、出口额、附加价值角度看，中国2010年工业生产总额已实现世界第一，从出口额的发展份额看，中国在2011年也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从工业附加值推移看，2009年和2010年中国的附加价值总额增加到美国的水平，但美国的人均附加值额是中国的9倍；第三种观点是，中国的制造业回归趋势明显，2000年制造业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主、2005年下移到中西部，到了2010年重新聚集到东南沿海地区，但其内涵和发展方式有了巨大的变化。伊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系列的数据表明，从生产模式角度，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已经结束了。但从产品、生产额和附加价值角度，中国新型制造业的发展正在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