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9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禀赋、市场竞争、资源能源环境、经济风险、生产要素配置和宏观调控等九方面阐述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常态,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一、我国面临的国内新常态
新时期,我国在实现民族振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大致面临下列国内新常态,其中既包含机遇,也存在挑战。
(一)需要充实宏观调控新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法治。未来,我国宏观调控需要着力解决刺激经济单向增长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问题,有效转移现有过剩产能,切实避免新的产能“重复建设”,确保各种所有制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对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引导作用,着力避免生产要素误配及浪费,依法促进收入公允分配,着力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等等。
(二)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经济发展已处于后起飞阶段。政府工作应促进经济动态平衡发展,稳步扩大对外开放,为中西部地区接受国内和国际经济传递构建有效平台,促进经济联动发展;下大力气撤除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行政篱笆”,让市场规律推动市场整合,充分挖掘“市场板块”驱动潜能;下大气力引导和支持民族企业借助“一带一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有效拓展与实现中国梦相适应的经济疆界。
(三)需要着力搞活国内消费市场。市场乃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稀缺要素。未来,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国内“板块市场”基础之上,应依据小康社会阶段特征,制定和实施与国际接轨的消费政策,有效增加国民实际收入,着力解决国民“后顾之忧”,通过创新为不同收入阶层的国民提供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服务,释放全体国民的消费潜力,使之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发挥基础作用。
(四)需要实施均衡的内资与外资政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经略好资本战略。经过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我国传统产业相对饱和,应结合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在基础设施、新产业、新技术研发、新商业模式等领域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创新投融资方式,消除中小企业市场进入障碍,着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满足国民就业需要;应制定和实施“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投资战略,增强中西部地区吸纳国内外资金的能力,为后者产业升级提供资金和政策扶持。
(五)需要实施内贸与外贸并重政策。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市场需求回升乏力,不可能维持逐年成比例增加对我国商品吸纳力。因此,我国必须加紧拓展发展中国家市场,加紧培育新的产业比较优势,使外贸出口对经济发展继续发挥支撑作用。与此同时,有效开拓国内市场,通过扩大中西部地区开放,形成“市场扩张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通过投资形成“贸易转移效应”,调整贸易结构,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换代,培养各地经济发展后劲。
(六)需要培育中国特色企业群体。民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是参与国际分工的必备工具。未来,需要加紧构建以本国企业为主导的经济疆界拓展机制,切实解决现行企业老化问题,继续协助大型企业做强,全力协助中小企业做大,加快解决中国品牌缺失问题,尽快解决原创技术缺失问题,稳步构建本国企业国际销售网络问题,为本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疏通“门槛”问题,等等。
(七)需要着力调整要素配置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发展必须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全方位配置资源、能源发展经济。未来,政府工作必须继续挖掘我国劳动力资源潜力,用足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要素,充分发挥民族资本的作用,着力推进科技创新,有效推进信息开发和利用,创立和完善中国特色企业经营理论,促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
(八)需要进一步调整市场竞争方式。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动力。未来,政府经济工作必须依法构建透明、公允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各界避免走“价格竞争”老路,实施产品竞争战略,以品牌取胜,以技术取胜,以经营取胜,以服务取胜,以效益取胜,以创新走向国际,自立于国内国际商海战场。
(九)需要实施可持续环境保护战略。生态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永续发展的保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目标,更是实现民族振兴伟大战略构想的基础。政府工作必须坚持“在保护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促进保护”原则,下大气力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切实防止新的环境污染问题,大力治理大气污染,着力治理水源污染,切实防止生物链污染,依法杜绝食物链污染,再造蓝天碧水,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的生态环境。
(十)需要切实加强经济风险管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发展与国际风险相伴而生,相伴而行。未来,政府经济工作需要避免经济大幅度波动,有效应对外来经济传递风险,有效应对国民“消费疲劳”风险,有效管控金融领域高杠杆风险,有效管控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化风险,有效应对国际市场绿色准入问题,等等。
二、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新常态
新时期,我国既需要继续完成工业化进程,又需要在绿色经济起跑线上参与国际分工,赢得发展先机。其间,我国既有机遇可加利用,也有挑战需要应对。
(一)需要谋划新的发展空间。当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我与相关国家开展产业间合作潜力有限,现有产业对发达国家逆向传递可能性不大,因而需要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另辟蹊径;需要有效参与国际开发项目,有效参与区域和次区域一体化机制,有效参与国际经济紧密合作机制,有效组建以我国为主导的一体化机制和经济紧密合作机制,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和谐共存,消除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壮大的担忧或疑虑,为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需要着力拓展经济疆界。新时期,政府工作必须适应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两大潮流,需要与有关各国携手深化合作,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有效避免我国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之际,时时踩踏相关大国的势力范围,或处处面临来自区域集团的共同政策立场,或事事需要面临相关利益集团的压力。具体而言,需要加快制定和实施有效参与国际分工的机制。一方面,创造条件推进与发达国家产业内分工,有效提升本国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加快组建以本国为主导的经济紧密合作机制或一体化机制,为企业各界走向周边市场搭建有效平台,有效转移富裕产能,有效拓展经济疆界;充分利用相关产业领域对外梯次转移能力,为周边国家提供发展资金、技术和装备的能力,输出价廉物美的消费品,提供先进技术、设备和装备,为我国经济保持增长态势奠定周边市场支撑。
(三)需要经略好周边安全环境。我国尚待实现国家统一,台湾海峡阻挡了我直接进出蓝色海洋的通道。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作用之下,我国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趋于严峻,因而需要加紧构筑并巩固大后方,增强我与大国周旋的地缘空间;需要直面美国积极推动新一轮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区域贸易安排;需要有效应对涉华利益的各类全球性问题;需要推动建立与完善经济一体化机制与经济紧密合作机制,深化人文领域合作,打通基础设施瓶颈,加快区域市场对接、产业对接、资本对接、生产与消费对接,价值观对接、发展理念对接,营造共同发展所需安全环境。
(四)需要夯实周边外交平台。外交是内政的国际延伸,也是服务生产力、形成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部门。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我国亟待构建和完善与综合国力相适应的新型对外关系战略。具体而言,需要着力构建区域或次区域合作机制,通过高层会晤与战略对话形成共同发展共识,并就共同发展问题进行政治决策;需要建立和完善以本国为主导的经济紧密合作或一体化机制,构建“发展利益共同体”;需要充分发挥我国优势产业对外梯次转移的作用,为周边国家加快发展提供外部拉力;需要着力发挥体制优势,以科技创新引领世界经济发展,以中国创造造福于各国人民;需要稳步推动构建区域治理“命运共同体”,维护共同发展利益,谋划共同的发展空间。
(五)需要拓展对外开放内涵。改革开放造就了当代中国的辉煌,同样也将助推中华民族再造辉煌。未来,我国应加快谋划改革开放新的载体,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为国际资本进入中西部地区营造经济与社会环境,为上述地区企业走向国际提供政策和经济扶持,为中西部地区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平台支撑,促使发展成果惠及全国各族民众,真正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
(六)需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重要载体。具体而言,我国亟待谋划国际储备货币话语权,加快人民币全面可自由兑换进程,有效解决对外经济交往活动以外币结算的风险,有效规避主要储备货币国金融当局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创造条件构建相应的国际化金融体系,有效规避捆绑美元的风险,夯实经济疆界扩张的金融基础,提升国际事务话语权;以“一带一路”为载体,以扩大本币结算和本币互换为拿手,与相关国家携手构建货币安全网,增强维护与促进金融安全能力,有效应对源于主要储备货币的风险。
(七)需要着力构建国土安全屏障。新时期,我国实现和平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提升综合国力;有针对性地加强各方面的安全保障建设;善于经略全球化条件下与外部世界双向互动的经贸关系;善于管控资金、市场、技术、信息、能源和资源领域的不确定因素;善于在国际治理领域纵横捭阖,善于经略国际规制改革与创新领域的地位;善于谋划国家统一大业;善于谋划自由进出蓝色海洋的通道;善于谋划领海、岛屿和海洋等领域的权益,善于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等等。
(八)需要依据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我国需要依据国力许可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加强“软实力”建设,展示将本国发展与相关国家的发展相结合的诚意;政治与经济相结合,支持有关各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加就业,加快推进工业化;引导企业相互拓展生产与经营网络,相互吸纳产能,为有关各国加快发展提供正能量;通过产业合作促进产能相互对接,市场相互对接,人文对接,促进共同发展,有效缓解部分国家对我国战略疑虑或猜疑。
(九)需要有效参与国际治理。后金融危机时期,发达国家正携手推动“下一代贸易”规制谈判进程,强化新一轮贸易规则话语权,加快本国绿色贸易立法进程,以期与我国争夺国际经济事务主导权,制约我和平发展的国际空间。因此,我国必须找到应对上述新常态的有效载体,夯实我与相关国家“发展利益共同体”的基础,构建参与国际规制改革与创新的“命运共同体”,携手发出共同的声音,提出共同的主张,推进共同的议程,为国际治理注入发展中国家元素。
(十)需要谋划国家振兴所需地缘优势。和平发展离不开有利的地缘环境。政府外交工作亟待有效破解相关国家对我实施的“对冲战略”,构建“发展利益共同体”和国际治理“命运共同体”,以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以共同发展促进共同安全,以共同安全促进和谐共存;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打造新的合作模式、探索新的合作途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将“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结合起来,将本国发展同各国发展的前景对接起来,促使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为深化区域合作增添人文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