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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4年开始，中国传媒经济研究进入研究文献的波动回落期，这是一个既有的事实，更是一个值得严重关注的问题。本研究认为，研究文献的波动回落并整体呈下降的趋势，与中国传媒经济研究此期遭遇到的难解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中国的传媒改革源起于报业，1978年人民日报社等首都八家媒体联名向中央财政部的报告，拉开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序幕，并由此确立“事业型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传媒混合型体制。从上世纪70年代末，直至本世纪初，中国传媒的一系列改革，严格说来只是在这种混合型体制框架下所进行的运作机制变革，并未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但肇始于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国传媒“两分开”改革的制度安排，却是触及传媒体制内核的产权制度改革。这是中国传媒改革最难破解的一道难题。在这场改革中，既往的改革主体中国传媒，由于担忧既往改革利益的丧失，而明显表现出改革动力的不足，甚至出现改革的回缩，而作为此次改革主体的中国政府，虽然改革的宏观思路与目标是明确的，但具体改革的制度供应却显得不足。既乏制度的导引，又无传媒改革的经验参照，故研究于难题的破解也乏力，其逐渐遇“冷”也当然。

　　此期，中国传媒经济研究遭遇到的另一难解的现实问题，便是由数字传播技术所引发的媒介数字化难题。数字传播技术不仅引发媒介生存形态的重大变迁，也由此引发媒介传播形态与产业形态的重大变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数字媒体，不断挤压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传统媒体遭遇严重的生存危机，传统媒体数字化生存与转型成为一种必须。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共同面临的全新难题，不仅涉及媒介传播的革命性变迁，也涉及媒介经济与媒介产业的重大发展与转型。如果说我国新闻传播学者在媒介传播问题上的理论与经验积累相对较为丰厚的话，那么，在媒介数字化发展过程中的媒介经济与媒介产业领域，其理论与经验的双重积累皆显得相对不足。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数字传播背景下传媒经济与传媒产业发展难题的破解，均尚有待时日。

　　2004年至2012年，中国传媒经济研究文献的回落与下降，还与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学科发展的整体状况密切相关，尤其是研究范式的缺失密切相关。所谓范式，依照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S．Kuhn）的界定，可理解为“科学共同体”所共同具有的信念、知识基础、研究工具的总和，“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范式的建立，“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没有学科范式，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累积和进步”。起源于西方的传媒经济研究，由于经济学者的介入，从一开始便在经济学领域展开，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以微观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在中国，传媒经济的研究则是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最早发生，并一直是以新闻传播学者为研究主体的。由于我国从事媒介经济研究的新闻传播学者大多不具备经济学的学科背景，因而未能实现西方传媒经济研究以经济学为主导的研究范式的充分导入。相关传媒经营运作微观层面的研究，未能建立起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失之表层与浮泛；相关传媒产业发展等宏观层面的研究，也未能建立起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失之疏阔。由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缺失，所以当进入传媒经济深层问题研讨时，研究乏力的现象便更加凸显。当然，中国传媒经济研究，显然具有自身的特色，传媒属性问题的讨论便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命题。相较西方传媒经济研究而言，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展开的层面更为宽泛，有管理学的、政治经济学的，也有文化学的与社会学的，也许对传媒经济研究的发展，有所贡献，但此类研究都还远不具有范式的意义。既有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缺失，新的研究范式未能得以建构，曾引发诸多学者的忧虑，也引发学界对传媒经济学以及中国传媒经济研究范式的思考。在日益规范化与制度化的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研究范式的困惑与研究范式的缺失，必然影响到知识生产的产出。这种状况不仅反映在传媒经济的研究中，也反映在广告学的研究中。

　　2004年至2012年，中国传媒经济研究文献的较大波动与回落所显示的中国传媒经济研究正面临持续发展的某种危机，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其危机也许就来自研究范式的困惑与研究范式的危机。学科研究范式的科学建构，是中国传媒经济发展对研究更深层次的需求，也是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学科发展之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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