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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效率与公平从来就是政府行动的两大政策目标。我国反贫困是政府以公平为导向的最大政策选项，它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其决策和实施生动地反映了效率与公平的抉择过程。文章从历史、社会和国家三个维度，归结了效率与公平的历史经典，诉说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关系，梳理出我国对效率与公平的践行逻辑是“公平优先”，然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更加注重公平”，它反映出整个我国建国后短短60余年的价值观和发展观的变迁。最终结论是反贫困的过程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也是中国整体追求效率与公平并重的过程。

　　关键词：反贫困；效率与公平；历史归结；中国情结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1-0010-005

　　反贫困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自然同效率与公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百年来一直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奥肯认为平等与效率的抉择是最大的社会经济抉择。它在社会政策的各个方面困扰着我们。我们无法在保留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又平等地分享它。[1]2反贫困是政府以公平为导向的最大政策选项，从微观操作层面上讲，它的决策和实施最好地反映了效率与公平的抉择：如果过分注重效率，将贫困线定的太底，政府的扶贫投入资金过少，会使贫困人口失去发展乃至生存的机会，有失公平；如果过分注重公平，将贫困线定的过高，政府的扶贫投入过多，会加重国家的负担，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最终背上扶贫和社会保障的沉重包袱，损失了效率。那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均衡点，文章欲从历史、社会和国家三个维度中追寻答案。

　　一、效率与公平的历史归结

　　效率与公平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两个基本原则。西方人谈到公平往往与两个词有关，且时常通用：一个是“Justice”，含有正义、正当、公平、公正、公道、合理之意；另一个词是“Equality”，就是平等、均等、同等、均衡、公平、公正、合理的意思。在中国，公平和平等有着明显的区分，人们对平等的理解常引用《辞海》的解释：平等是人们在社会上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而把公平通常看作是否应该如此，是否正当合理，即它是指人们基于对某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的一种道德评价。[2]10从广义上讲它是指调节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一种规范，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恪守平等竞争、等价交换、机会均等、分配平等等准则；二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三是把人格的独立平等和个人价值的平等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简单地说公平就是经济公平、政治公平和伦理公平的统称。从这个角度看公平反映了对主体间交往关系的度量，它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公平的功能在于作为对某种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和评价的基本尺度。公平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它是一种制度规范和价值形态，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其实平等和公平是相互联系的，穆勒有一个经典的阐述：平等观念往往在公道概念及它的实施都算一个成分，并且在许多人眼中，平等是公道的精义。[2]118可以这么说，没有了平等就不可能存在公平，公平天然地包含着平等，但不等于平等，平等是公平的核心前提。从维度上看，公平是一个三维甚至多维的概念，它主要表现为一种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而平等却是一个二维概念，它是自身与他人比较的结果。

　　对效率的研究多见诸经济学领域。效率在萨缪尔森看来是指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该经济体的资源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和愿望。[3]常用生产可能性边界来衡量。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有些不太好理解，中国学者夏文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俗性的解释，效率通常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单位时间里投入产出之比，即生产效率；二是指现有生产资源与它们所提供的人类满足之间的对比程度，即经济效率也称配置效率。构成效率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物品或劳务的质量与数量，二是这种物品或劳务所具有的效应，三是生产者在交易中获得的效益。这三个条件缺少了一个都不构成现实的效率。[2]114、230这样，效率就成了生产效率、生产效应和生产效益的组合体。

　　效率与公平构成了人类历史前进的永恒命题。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革命、每一次历史性的冲突和矛盾都是对效率与公平的一次艰难抉择。公平和正义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有多少仁人志士对此进行过艰苦的求索与研究，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最为引人注目，对平等研究的伏尔泰、卢梭和罗尔斯的许多观点时至今日还为人们所赞赏。伏尔泰提出：“一切种类的一切生物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4]20而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按照卢梭的观点是在社会里。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开篇就将人类不平等分为两种：一种来源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卢梭把它叫做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另一种来源于一种协议，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立的，或者至少是它的存在为大家所认识，称之为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5]70追究这两种不平等的起源，他认为是私有制的出现和人类财富占有上的差别造成的：私有制是不平等的罪魁祸首，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并成为合法的东西。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5]149他把人类不平等的进展归结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于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设定而使人们变得不平等；第二阶段是官职的设置，使人与人之间有了层级；而最末一个阶段是合法的权利变成专制的权力，从而固化了不平等。[5]141在他看来，第一阶段的成果是财富的不平等，其特点是由于财产权的确立并制造了“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第二阶段的成果是权利的不平等，其特点是由于“权力机关的设置”，又创造出“强者和弱者的不平等”；第三阶段的成果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这是不平等的顶点，源于合法权力变成了专制权力，从而再创造出“主人和奴隶的不平等”，并最终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得到全面的展示。卢梭将它概括为：财物、爵位或等级、权势和个人功绩是人的不平等标尺，在这四种不平等中，个人的身份是所有各种不平等的根源，财富则是最后一个，却成为不平等的蓄水池，最后让各种不平等都必然会归结其中。因为财富是最直接有益于幸福，又最易于转移，所以人们很容易用它来购买其余一切。[5]143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对不平等的起源和表现最深刻和最系统的阐述。公平往往与另一词息息相关，那就是正义。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存在公平和正义问题，无论国家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都绕不过这个坎，用约翰·罗尔斯的话来说，这叫做“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在他看来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是正义，它就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不真实的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社会都应该加以拒接和修正；同样，某些不正义的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社会也应该加以改造或废除。[4]3这样，正义就要坚守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每个人都平等自由；另一个是在事实上不平等的条件下社会政策要“合乎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从而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

　　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及多样性，人类的任何活动都必须讲效率，它天然地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问题，当然也成为经济学家讨论的热门主题。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主要关注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率，在他看来，社会分工是导致生产效率提高的首要决定因素，自由竞争是提高市场效率的基本因素；马歇尔的均衡效率和帕累托最优效率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观；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提高宏观经济效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由伦敦学派、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构成，但以“市场化、专业化和私有化”为代表的“三化”主张成为他们共同的效率观。这样如果仅从价值判断上来区分的话，效率更多属于一种经济学判断，而平等则更多属于一种价值和伦理判断。

　　二、效率与公平的辩证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