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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技能溢价有较强的解释力。引入个体的教育选择，通过数理模型，考察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报酬、劳动供给和技能溢价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结果发现：中国技术进步朝偏向于技能劳动方向日益迅猛的发展，扩大了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诱发技能溢价；然而，中性技术进步能够增加技能劳动的供给，并减小二者的工资差距。政府应关注中性技术进步对劳动报酬的积极影响，使扩大内需具有可持续性。

　　关键词：技术进步；技能劳动；技能溢价；工资差距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自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国家出现了非技能劳动的报酬相对于技能劳动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过去的３０年，英美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尤为明显。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分配数据为例，１９９０年非技能劳动相对于技能劳动的收入占比约为１９４０年的二十分之一。如果以大学毕业生与中学毕业生的工资比表征技能和非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１９６５—１９９５年二者的工资比，从１．４５不断攀升至１．７０，２００５年达到１９１５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２００８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比中学毕业生高出９７％，并且这是在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三倍的环境中出现的。按照供求定理，技能劳动供给大规模增长时，技能劳动报酬应该随之下降，但这一现象在美国却没有出现。

　　相反，技能劳动的报酬明显在提高。当然，这类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也陆续出现，表明经济发展并没有使所有劳动者均等受益，反而出现了劳动报酬非均等化和技能溢价，即高技能劳动者工资更高的现象。

　　为什么伴随更高质量的技能劳动供给增加，技能和非技能劳动的工资结构性差距会不断拉大？大量研究将其归结于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作用的结果。阿西莫格鲁（Ｄａｒｏｎ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奥托（ＤａｖｉｄＡｕｔｏｒ）假定，企业投入的技能和非技能劳动无法完全替代，如果以相对要素增进型技术进步的变化率表征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发现偏向型技术进步能够解释技能溢价问题，即技术进步朝偏向于技能方向的发展，最终引致劳动工资不平等，这在经验研究中也得到不断验证。通常，技术的发展不一定是无偏或中性的，往往呈现出有偏性特征。为了进一步解释美国１９５９—１９９６年制造业在技能型工人增加的同时，工资下降的现象，一些文献构建广义指数，估计技术进步对劳动供求的影响，发现技能和非技能劳动需求的变化，可以归结于非中性技术进步作用的结果。而这类非中性技术进步，通常又可具体化为计算机领域，尤其是特指蕴含在信息、通讯和软件资本品中物化形态的技术。正是这类非中性技术进步，使新产品生产的技术密集度更高，由于技能劳动适应性强，使企业更愿意雇佣技能劳动。若假定企业仅投入资本、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三类要素，产品生产满足固定替代弹性（ＣＥＳ）型生产技术，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边际产出与要素投入的关系则表明，随着设备资本投资规模的增加，技能需求亦增长，技能溢价在扩大。即伴随设备投资的增加，与设备投资相融合的技术，要求机器的使用和产品的生产主要由技能劳动来完成，诱使新技术应用和技能劳动更加紧密地结合。哈斯科尔（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Ｅ．Ｈａｓｋｅｌ）和斯劳特（ＭａｔｔｈｅｗＪ．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利用１０个ＯＥＣＤ国家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技能劳动报酬增加，也会诱使技术创新朝技术密集型要素方向发展，说明技能劳动报酬对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存在正向效应。

　　国内有学者也关注到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对要素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将劳动分成技能和非技能两类，引入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我国技术进步表现出技能偏向性，而且蕴含在机器设备中的非中性技术与技能劳动表现出更强的互补关系，说明我国技术进步存在偏向性，并引发了技能溢价。当然，这可能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从发达国家引进了较多与熟练劳动互补的技术，进而提高了本国熟练劳动的需求并扩大了工资差距。此外，一些学者利用回归分析方法，从技能劳动与资本的互补角度，解释技能和非技能劳动报酬不平等形成的原因。

　　现代技术的发展与技能劳动更多地表现出互补，而不是替代，这易使人们认定技术进步与技能劳动存在互补关系。其实，近代经济和技术发展史表明，二者究竟表现为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往往取决于技术进步的性质本身。如果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仅仅是简化既有的生产技术流程，如将复杂劳动分解为流水线上的简单劳动，技术进步与技能劳动可能就表现出替代关系。例如，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机器工业大发展使工人的简单操作替代了原手工艺作坊或工场的熟练技工，通过一系列专业化的流水线技术替代手工艺技术，使大量手工艺技术工人失业。又如，新一代计算机软件比其上一代的操作更简便易行，更容易提高普通使用者的劳动效率和劳动需求，进而降低了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需求。相反，若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生产和技术环境的复杂度，则与技能劳动更易表现出互补关系。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技术发展愈加表现出投资专用性特征，技术环境和新产品生产复杂性对劳动者技能水平要求更高，且技能劳动更能减少技术革新初期不适应性造成的效率损失，能够在更短时间内学习新技术，所以在技术创新时期，技能劳动优势更大，更易与技术进步互补。在现代日新月异的技术环境下，工人技能水平更高，技术发展自然倾向于技能劳动。技术进步偏向性对提高技能劳动需求和报酬是重要的，但并不是说，技能溢价仅为偏向型技术进步作用的结果，技能劳动的供求变化本身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若短期内技能劳动供给大规模增加，势必对技能劳动报酬形成冲击，抑制技能溢价。但如果技术进步朝偏向于技能劳动方向发展，最终将引致企业对技能劳动产生更高的需求，而短期内技能劳动供给无法做出相应调整，结果就使技能劳动报酬提高，扩大劳动收入分配差距。技能劳动与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的结合愈紧密，技能溢价越大。阿西莫格鲁引入研发部门的Ｒ＆Ｄ支出，剖析技术进步偏向性在生产中的形成过程，发现高技术工人的比例不断提高，与技能劳动互补的技术会有更大的市场，而市场规模扩大又引导研发部门提高对这种互补技术的研发，二者的相互强化导致技能劳动与非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此外，如果把劳动力对新技术的适应时间引入技术模型，技能劳动能够以更低的调整成本和更短的时间适应新技术，并开始高效工作，而非技能劳动此时还处于对新技术的适应阶段。这样，在新技术应用初期，技能与非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就会扩大。不过，当非技能劳动者也掌握新技术时，工资差距将会缩小。或者说，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会产生技能溢价，但这种影响可能是短期的，伴随非技能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高，技能劳动供给的增加使二者的工资差距趋于缩小。

　　当然，劳动者也可以通过个体的教育投资改变自身的技能水平，提高社会的技能劳动供给。在１９９１—２００６年间，我国劳动者的工资不平等程度明显扩大，教育回报率对教育溢价的正向效应明显，但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通过增加整体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降低了收入不平等。艾伦（ＳｔｅｖｅｎＧ．Ａｌｌｅｎ）利用美国工业部门的数据，考察教育对工资以及技术进步对教育回报的影响，发现高技术行业的教育投资回报较高，其中３０％的技能溢价可归结为教育投资的结果。也正是教育发展及教育投资收益的变化影响技能劳动供给的缘故，１９４０—１９９８年间，美国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的相对工资呈现先降、后升、再降、再升的“Ｗ”型走势。我国改革开放后，技能和非技能劳动的工资比也呈现出类似的“Ｗ”型趋势。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不同，大学入学率、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技术进步的周期性变化和技能溢价水平，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走势。如１９７１—１９７９年美国劳动力供给增加（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婴儿潮），且大部分劳动力受过良好教育，所以这一时期美国技能溢价不断减少。而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由于技能劳动供给不足，技能溢价又重回上升态势。这些现象暗示，教育投资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增加技能劳动供给，从而有效地抑制甚至消除工资不平等现象。

　　上述研究表明，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技能溢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经验研究文献较多地关注技术进步与劳动报酬的关系，并未测算出技术进步方向转变对劳动报酬的作用差异。本文从个体的教育选择视角，内生化技能劳动供给，通过数理模型，演绎技术进步方向和技能溢价的耦合机制，定量测算我国技术进步技能偏向强度，以及不同技术进步方向对劳动供给和技能溢价的影响。本文与其他文献的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入个体的教育选择，内生化技能劳动的供给过程，演绎技术进步方向对技能劳动报酬的作用机制。二是传统研究对技术进步方向更多集中于定性描述，或仅仅采用回归方法，检验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技能劳动和技能溢价的作用关系。本文不仅构建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估算技能偏向的强度，定量测算技能溢价被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所解释的份额，且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对比技术进步方向转变对劳动供给和技能溢价的不同作用。

　　二、理论模型

　　假设１：假设劳动者只存续二期且能力为ｑ，ｑ为服从某一固定分布的随机变量。劳动者在每期初始时刻决定其当期的行为，包括选择供给的劳动时间以及消费水平。每一期劳动者总数单位化为１，假定劳动者的时间可分为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且第１期总时间为１，第２期为ｎ。假设劳动力市场为竞争市场，当期的劳动工资对于劳动者来说是给定的。劳动者选择第１期的行为时，需要对第２期的收入进行预测，假定劳动者对未来工资的预测满足“理性预期”，即ｗｔ＋１＝ｗｔｗｔｗｔ－１。

　　假设２：假定个体可以通过教育选择成为技能劳动。在每一期新劳动力进入时，需要对第一个存续期内是否进行教育投资做出选择。若接受高等教育，则其在第１个存续期内，支付高等教育成本Ｃｅｄｕ（ｑ），用于学习且没有劳动收入，在其第２个存续期时，成为技能劳动获取技能报酬。若不接受高等教育，则直接成为非技能劳动者，在整个存续期内，都作为非技能劳动者获取非技能劳动报酬。

　　则ｔ期进入的个体其总效用为：Ｕｆ＝Ｅ（Ｕｕｔ）＋Ｅ（Ｕｈｔ）；Ｕｕｔ＝ｕ（Ｃｕ１，ｔｌｕ１，ｔ）＋ηｕ（Ｃｕ２，ｔ＋１，ｌｕ２，ｔ＋１）Ｕｈｔ＝ｕ（Ｃｈ１，ｔ，０）＋ηｕ（Ｃｈ２，ｔ＋１，ｌｈ２，ｔ＋１）（１）总效用Ｕｆ为劳动者成为非技能和技能劳动的期望效用。Ｕｕｔ和Ｕｈｔ分别代表成为非技能劳动和技能劳动的效用，它们是劳动者的两期效用之和。Ｃｓｉ，ｔ为ｔ期ｓ类（ｓ＝ｕ为非技能劳动，ｓ＝ｈ为技能劳动）劳动的消费，ｉ代表劳动者的存续期。ｌｓｉ，ｔ表示劳动时间。ｕ（Ｃ，ｌ）为瞬时效用函数，瞬时效用由当期的消费和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具体形式为ｕ（Ｃ，ｌ）＝ｌｎＣ＋Ｂｓｖｌｎ（ｔｉｍｅｖ－１）。其中，Ｂｓｖ为参数，ｖ＝１，２代表劳动者的存续期，ｔｉｍｅｖ为劳动者的总时间，ｔｉｍｅ１＝１，ｔｉｍｅ２＝ｎ，η为未来效用的贴现率。

　　劳动力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取决于其未来效用：Ｅ（Ｕｕｔ）＜Ｅ（Ｕｈｔ）（２）新劳动力依据预期选择效用较大的行为，如果在第１期内接受高等教育，则成为技能劳动者。

　　假设厂商使用技能和非技能劳动组织生产，生产技术满足不变替代弹性的ＣＥＳ函数形式：Ｙｔ＝Ａｔ［（ＡｕｔＬｕｔ）ρ＋（ＡｈｔＬｈｔ）ρ］１ρ（３）其中Ａｕｔ和Ａｈｔ分别为非技能和技能劳动的技术效率参数，技能和非技能劳动的替代弹性为１／（１－ρ）＞０，Ａｔ是中性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