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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乡镇产业化方式

　　城镇化推进不一定都采取集中方式，农村就地城镇化即为一种分散的形式。农村就地城镇化是指在农村地域中出现城市的形态，由于拥有工商业的就业机会或良好的社会服务和生活环境，大量非农人口逐渐在农村的一些地区聚集，从而引发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建筑形式与布局肌理等方面出现城市形态特征。推动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动力可能来自外部技术、资本或产业的进入，也可能来自农村内部自发的经济发展。根据空间层次的不同，我国农村就地城镇化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乡镇产业化的发展方式，另一种是村庄产业化的发展方式。

　　就乡镇产业化模式而言，其是在乡镇空间领域内发展的。费孝通先生在１９８０年代初提出“小城镇模式”时，指出小城镇具有拦阻和蓄积人口流动的作用，是防止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的“蓄水池”。我国小城镇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在“重点发展小城镇”的战略指导下，小城镇建设体现出很强的政府主导特征；１９９３—１９９９年，随着国家将小城镇战略视为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迅速发展，“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是其典型代表；２０００年以来，尤其是２００５年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政策，又引导了新一阶段的农村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河北农村为例，就地城镇化很大程度是乡村工业化的结果，它与城市现代工业直接进入的外向型发展模式有着本质的差异，体现出农村自发的自下而上发展的特征。如河北农村在空间上的就地城镇化，避免了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牺牲农业发展，破坏农村社会及其传统，带来资源耗竭与环境污染等问题。相对而言，广州云浮的发展有所不同，它从自发发展走向自觉的、基于地方性的农村自主发展道路。云浮在总体规划上突破行政限制，划定主体功能区，根据地区特性制定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并在农村基层建设包括公共空间、社区服务体系、社会管理、基础设施完善以及具有地方社区文化的“完整社区”，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参与的“共谋、共建、共管、共享”的方式，探索农村就地城镇化发展的新模式。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乡镇产业化的发展应将政府的合理引导与地方经济的自主发展结合起来，农村产业化的发展不应以破坏原有农业基础为代价，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重农村社区和社会的建设。

　　（七）村庄产业化方式

　　在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过程中，还有一种模式值得关注，即以村集体经济为依托的村庄产业化方式。村庄产业化的发展虽然不一定带来空间上的城市形态特征，但却体现了城镇化的内涵，通过非农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生活实质的城镇化。在一般概念上，村庄产业化与乡镇产业化有所交叉，之所以把村庄产业化作为一种单独的模式分析，是因为村庄产业的发展是在村庄这个区域基础上发生的。村庄与乡镇相比，更缺少集约化要素，可以说是城乡范围内最缺少发展资源和发展机会的地区，因此村庄产业化的发展往往需要一定动力。动力的来源主要有两种，即村庄的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

　　内生动力与城镇化的民间社会动力有相似之处。在内生动力作用下的村庄产业化方式下，比较成功的一种模式是地方精英带动村庄发展的模式。村庄精英往往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村庄声望，他们的管理往往与村庄的基层政权合一，在其带领下，可以建立起一套能够激发村民活力的机制。这种内生动力的村庄产业化模式在全国有很多成功的范例，如华西村、新乡刘庄等。在笔者调研的北京周边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一个突出案例是韩村河。其通过走村集体经济的道路，形成了以建筑业为主导、多元产业共同推进的模式。企业获得的利润很大一部分用于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建成了“人人住别墅”的高档社区。韩建集团的崛起不仅带动了韩村河的跨越式发展，同时也影响了周边村庄。目前正在制定的韩村河中心镇规划试图把周边村庄纳入城镇建设的范畴中，实现从农业走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模式，进入现代化的生活、生产发展体系。韩村河所采用的精英推动、企业养村的模式，对其他农村地区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企业带头人的涌现、继承人的选择、制度的完善、民主平等的选举、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不给出一个可遵执行的发展规划，则很难作为模式被其他地方借鉴。此外，在农村产业化推进的过程中还存在企业空间布局分散等问题，这些仍需要规划部门的积极引导，与农村的城镇化建设相结合，以实现农村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全面转变。

　　村庄产业化的外生动力也有很多种，比如，一些华侨回家乡投资办厂就是一种外生动力。但是，近来，由各级政府推进的村庄产业化和置换农民宅基地的方式越来越普遍。在国家１８亿亩耕地红线不容触碰的前提下，基层的土地资源相对有限，利用农村宅基地可以从多方面拓展经济发展，因此很多地方提出农村宅基地置换的城镇化发展思路。可以说，村庄产业化以往有很多内生动力的范例，近来各级政府的外生动力日渐成为重要因素。在实施过程中，多由政府先行规划，通过拆村并点、让农民上楼，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在这种城镇化推进模式中，如果能将农村宅基地置换与促进农村产业发展、解决农民就业、做好土地补偿等方面结合起来，并通过完善村庄规划，让农民过上现代文明的生活，将会是一种很好的模式；如果处理不好，则会带来很多问题，如迫使农民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却没有推动村庄产业化的发展，也没有从实质上改善村庄的人居环境。

　　四、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的评价

　　从当前城镇化的推进模式看，现有的城镇化制度有其优势，但也存在一定问题。

　　１．中国城镇化的推进模式是基于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发展而来的，有其制度创新性。例如在建立开发区、设置特区这类城镇化推进模式中，能够在资源、人力和市场这些基本的生产要素之外，通过政府的政策规定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这种强有力的政策资源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主导模式的优势，彰显了其强大的管理资源优势。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的创新，也体现了改革以来政府制度灵活性的特征。

　　对于中国这样地广人多、地区差异巨大的国家而言，在当前市场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政策、制度的灵活性能够赋予更多地区以城镇化发展的机会，从而促进城镇化在全国范围的扩展。

　　２．以政府为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方式，能够集中大量的资本、人力和物力，调动多方面资源，在短时间内实现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这种结构性框架虽然在发展初期有其相对优势，但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城镇化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等问题逐渐凸显。因此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当尊重基本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城镇化的发展主要来自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在确定城镇化模式目标时，需根据产业、土地、自然资源、人口等城镇化要素的发展条件，制定适宜的城镇化发展目标和对策，防止出现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的现象，防止单纯追求城镇化率指标的现象。

　　３．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市场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城镇化推进中，必须更加有效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即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起到立法、规划、管理、监督的作用，而让市场去发挥配置城市发展各个要素的功能。目前，在我国的城镇化推进模式中，政府基本是经营城市、运作城市发展的第一主力，相比较而言，市场的力量发挥不足。所谓运用市场手段就是政府作出规划和提出要求，而实际运作交给多种经济实体，由多种经济要素参与城市的改造开发，即使政府提供运作的资金也多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笔者在城镇化的实证调研中发现，直接由地方政府操作的“拆迁改造”，往往由于地方政府的干预，或多或少降低了“补偿费”，从而损害了被拆迁者的利益，并常常由此引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反之，由市场经营者运作的“拆迁补偿”，其补偿标准往往高于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的拆迁标准。这证明，市场运作有其合理性，更容易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也更有利于保护被拆迁者的利益。

　　４．城镇化的推进也应在更大程度上让多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从目前状况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力量参与不足。这些社会力量包括：城乡各种居民群体、劳动群体、就业群体、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小区居民等。我国绝大多数的城镇化是政府主导、政府规划、政府动员、政府运作，而广大城乡居民往往只是被动接受城镇化。当然，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是迄今为止的中国特色，但是，也不能忽视自下而上的巨大能量，要更多地放权给城乡居民，创造多种途径，比如社区、小区居民参与规划等方式，让他们能按照自己的生活需求和居住需求推进城镇化。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防止侵害城乡居民利益的“被动城镇化”的发生。

　　５．土地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使得我国的城镇化能够大规模、快速地推进，但由此引发的土地闲置和浪费等问题也十分突出，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方面：首先，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保护生态环境和基本农田。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可利用的土地资源日益减少，目前我国人均农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大量良田被占用，生态环境面临严重威胁。制定城镇化战略，应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而规划，划定禁建区和限建区，保护生态环境、保障粮食安全，处理好城镇发展与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其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高密度所产生的集约效益，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下，应吸取“过度市郊化”、“过度分散布局”的教训，应转变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提高城镇化土地的资源利用效率，以保障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６．城镇化的同时也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变。随着城镇化的日益推进，土地、住房、资源、财富在不同人群、不同社会阶层中发生了重新配置的现象，由此导致了社会利益纠纷、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表面上看，城镇化是多盖了房子，是巨大建筑群的蔓延和膨胀，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利益关系发生变化。近年来，在高速城镇化的同时，城镇住房的价格也急剧上升，如此，有房者与无房者的利益关系产生巨大“社会距离”，所以，城镇化的推进必需考虑公平正义问题，城镇规划的每一个细节都涉及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如何创新公众参与机制，促进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以实现城市增长的公平正义、弥合快速发展中的社会分化，是亟待研究和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总体上，我国的城镇化与欧美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城镇化推进的动力机制和空间模式，将我国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归纳为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七类，并分别对其动力机制、空间特征、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制度创新和制度灵活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城镇化发展应当尊重基本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必须更加有效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在更大程度上让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在土地利用方面应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推进方式上应创新社会力量参与机制，促进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