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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旅游企业数据。本文选取纳入全面统计报表的星级饭店和旅行社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2000年以前，饭店企业的统计口径是旅游涉外饭店，之后调整为星级饭店，且之前各省的城镇化数据相对缺乏。考虑到旅游企业数据的完整性和比较性，以2000—2011年为研究时段，以代表性的星级饭店和旅行社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两类旅游企业营业收入之和作为产出衡量指标，固定资产原值之和、从业人员之和分别作为物质资本与劳动力投入指标。由于西藏旅游数据的不完整，以及其旅游发展的特殊性，研究区域是中国内地除西藏之外的30个省（市、区）。2000—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旅游企业营业总收入从1072.36×108元增加到5178.52×108元，年均增长15.39%；总固定资产从2075.57×108元增加到5377.35×108元，年均增长9.04%；总从业人员从101.12×104人增加到183.65×104人，年均增长5.57%。

　　（4）市场化数据。樊纲课题组借鉴了国际上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结合我国国情构造并计算了中国市场化指数，也是目前使用较为权威且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市场化指数，但由于到目前为止，市场化指数的时间跨度只涵盖了从1997到2009年共13a，本文根据1997—2009年的数据，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模型，补充2010年和2011年的数据，虽然这可能有一定误差，但总体上能反映我国市场化水平的持续提升。2000—2011年，市场化指数从4.42提高到8.32，年均提升5.92%。

　　（5）产业结构数据。从2000年到2011年，全国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从45.9%、39.02%提升到46.6%、43.35%，变化幅度不大，但不同省份产业结构差异明显，如2011年第二产业比重最高、最低的分别是山西（59.0%）、北京（23.1%），第三产业比重最高、最低的分别是北京（76.1%）、河南（29.7%），简单比较而言，城镇化水平越高的省份，第一产业比重越低，而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的省份，旅游经济水平越发达。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关系

　　从1993到2011年期间，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旅游总收入取得了相应的增长。利用SPSS16.0的Pearson相关分析，城镇化与旅游总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913，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城镇化与旅游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借鉴有关研究成果，采用对数线性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拟合：lnUR=α+βlnINC，用1993—2011年的城镇化进程对数（lnUR）对旅游总收入对数（lnINC）进行回归，考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间的时间序列关系，城镇化与旅游总收入具有明显的对数关系。下面通过计量检验，进一步探析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1）单位根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是决定回归是否可靠的重要指标，因而首先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检验数据是城镇化（UR）和旅游总收入（INC），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选择ADF单位根检验法，采用AIC法则确定滞后阶数，检验结果显示，变量lnUR和lnINC在1%的显著水平上不平稳，经过一阶差分后，序列分别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据此初步推断城镇化和旅游总收入之间可进行数据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

　　（2）E-G协整检验。根据E-G两步法做协整检验，首先建立回归方程：lnINC=β0+β1lnUR+μ。因为变量lnINC和lnUR都是同阶平稳的，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方程的回归系数进行估计，结果如下：lnINC=-5.763+3.935lnUR,R2=0.9660,F=483.3034（10）(-8.8183)(21.9841)然后对方程的回归残差序列做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残差的ADF统计值是-2.649，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残差是平稳的，且方程拟合度较高，解释力较强，回归方程的设立比较合理，城镇化与旅游总收入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模型不存在谬误回归，进而理论上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3）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上述分析反映了城镇化和旅游总收入增长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是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验证。按照AIC和SC最小准则，通过计量软件中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确定城镇化与旅游总收入两个变量之间的最佳滞后期为2，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旅游经济发展（lnINC）是城镇化（lnUR）的格兰杰原因，而城镇化不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反映了目前中国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旅游经济发展对城镇化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作用关系。

　　3.2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分析旅游经济增长的因素。分别将变量lnK、lnL、STRS、STRT、MAR与lnY进行回归分析，以考察选取变量的合理性，由于都是面板数据，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的影响，采用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检验。回归模型显示，选取变量都与旅游收入间呈现很高的相关性，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反映了变量指标选取较为合理。在5个模型中，市场化指数与旅游收入的R2（0.9643）最高，而两个产业结构指数与旅游收入的R2相对较低。

　　然后，分析各因素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的时空差异。利用Eviews6.0对模型（3）进行回归检验，由于本文面板数据的截面数远大于时期数，因此模型估计采用截面固定效应模型。为了比较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的时空差异，将研究期间分为2000—2005和2006—2011年两个平均的时间段，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回归。是回归结果，各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总体良好，尤其是反映时间段的模型（1）、（2）和（3）以及其全部要素变量都通过了不同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拟合系数分别达0.9844、0.9912和0.9974，DW值分别为1.4936、1.9794和1.8984，3个模型的解释力较好。

　　由第1列的估计系数可知，物质资本、市场化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4804、0.1921和0.0962，初步说明了在2000—2011年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对旅游经济增长仍然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市场化改革和劳动力投入次之。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425、0.0373，反映了产业结构升级也较为显著地推进了旅游经济增长。第2列、3列是两个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物质资本的影响效应减弱，而劳动力、市场化和产业结构要素的影响效应都呈现增强趋势。其中，市场化的弹性系数从0.1216提升到0.2027，反映了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凸显，表明面向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持续变迁是推动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依靠市场化改革能更好地释放新型城镇化的潜力。

　　最后，分析城镇化与物质资本、劳动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化等增长要素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根据2000—2011年城镇化指数和相关指标数据，仍然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的面板数据方法对方程（4）至（9）进行估计。由于模型中只考虑了城镇化对各要素的影响，这可能导致参数方差出现偏差，DW值也都小于1，存在自回归问题，影响了分析结果，因此对方程都做了自相关纠正，转型后的DW值都介于1.5与2.5之间，检验效果有了明显的改善，且方程的拟合系数都较高。表4是自相关纠正后的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化与经过纠正后的资本、劳动力、二产比重和市场化都呈现为正相关，且系数均在5%以上水平上显著，说明物质资本、劳动力、二产比重和市场化是城镇化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城镇化促进了旅游企业的固定资本积累，人口的集聚缓解了旅游从业人员紧缺问题，城镇化战略也是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和体制改革的动力源泉，有利于产业结构的改善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但三产比重经过校正后，与城镇化的作用系数不显著，然而在上述分析旅游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时，三产比重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反映了目前未能有效发挥城镇化通过作用于第三产业发展，从而间接对旅游经济产生影响。研究显示残差项λ值与城镇化二者的相关程度较小，且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当前中国城镇化主要通过资本、劳动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化对旅游经济产生影响，而通过其它因素传导城镇化的影响效应较弱。

　　3.3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区域比较

　　各要素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然而东部地区模型的DW值（1.2134）较小，模型可能存在自相关问题，以及中西部地区模型的劳动力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而回归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偏误。为此，进一步对各省份的城镇化与旅游企业收入进行回归，以比较其拟合程度，回归方程全部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并将拟合系数与各省在2000—2011年间的年均城镇化水平、年均旅游企业收入进行直观比较。

　　各省城镇化与旅游企业收入的拟合效果较好，按照5等分分类法，导致区域差异的主要是两端的6个省份：其一，回归系数、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收入的最高6个省份全部为东部省份；其二，最低的6个省份中，回归系数除了江西省外，城镇化除了河南省外，旅游收入除了吉林省外，这三个省都位于中部地区，其余都是西部省份。从三大地域看，城镇化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58.956%），旅游企业收入也最高（181.813×108元），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也最大（46.638）；城镇化水平最低的西部地区（37.060%），旅游收入也最低（37.274×108元），回归系数（3.816）也最小。中部地区介于两者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具有区域的一致性，即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旅游产业越发达。但少部分区域也呈现特殊情况，如我国老工业基地东三省的城镇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黑龙江和吉林分别排名第5、第7和第8位，但除了辽宁旅游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外，黑龙江和吉林的年均旅游收入分别排名第24和25位，反映了东三省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不相协调，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不明显，进一步研究显示，东三省在2000年的城镇化水平已经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而2000—2011年的11a间，城镇化进程较为缓慢，其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较弱，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读了中国政府提出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望通过城镇化改革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发展举措，激活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活力，促进包括旅游经济在内的东北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