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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明清丹河下游地区农业经济因九道堰水利工程的兴修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九道堰通过拦截丹河水分渠灌溉农田发挥其功能，但也产生了入卫河补济漕运的小丹河。为保障小丹河入卫济漕的最大水量就必须限制九道堰民渠的灌溉用水，这样丹河下游地方农业灌溉用水和国家漕运用水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最终产生了“官三民一”的用水规章。不过地方水利始终要让位于国家漕运，清中后期随着漕运用水形势的变化，“官三民一”之法也要随之调整，甚至一度得不到执行。

　　【关键词】漕运；地方水利；九道堰；小丹河

　　明清北方漕运山东运河及南运河常患来水不足，明清王朝除了加大沿运地方民间用水的限制和管理外（如山东运河引泉灌溉），而且对于汇入运河的卫河等河流的水资源管理力度也日趋加大。卫河是南运河的重要补给水源，但其河道低平，如若上游来水不足，易于淤塞。明中期以来，漳河北徙滏阳河不入卫河，卫河来水更加不足，一时“挽漳”，“引沁济卫”、“引丹济卫”等跨流域调水之议充斥于朝野大臣的奏疏之中，只是皆因考虑卫河自身安全问题而不获实行。最终，明清王朝采取了限制卫河上游入卫河流的农业用水量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从而使得卫河上游支流所在地方的水利开发和水资源利用受到国家漕运的干预，甚至发生了矛盾，豫北丹河下游地区即是一个典型代表。

　　丹河发源于山西高平市北丹朱岭，经高平县城东，南流经晋城市东，再南穿太行山丹谷口下流三十里于河南沁阳入沁河。丹谷口以上为丹河上游，明清属山西泽州府高平县、凤台县，下游属河南怀庆府河内县。丹、沁河下游的河内地区是古代北方地区著名的灌溉农业区，学界对于该地区农田水利、水利社会及河道水系变迁研究颇多，而对于水利开发与明清北方漕运的关系则不甚关注，且以往研究以沁河水利为最，而略于丹河。丹河下游九道堰水利工程的兴修标志着丹河水利开发的高峰，九道堰所派生出的丹河支渠———小丹河，是卫河的重要补给水源之一。于是，丹河下游地方水利开发和水资源利用即与明清北方漕运联系起来，在漕运高峰期若要保证小丹河入卫济漕的最大水量就必须限制九道堰所分民渠的灌溉用水量，留“涓滴之水听民灌用”，这无疑使得丹河下游民间农业用水量大为减少，丹河下游地方水利开发和水资源利用也就始终处于与北方漕运用水的矛盾与调和之中。

　　一、九道堰

　　河内地区北以太行山与山西相隔，境内北高南低，山地坡岗集中于北部，皆为太行山支脉，南部越近黄河地势也就渐趋平缓。丹、沁二河由北向南，穿太行而下，二河之洪冲积扇一直连接到南部黄河冲积扇，冲积扇上积聚着丹、沁河所携泽州地区的肥沃土壤，灌溉得力即可丰收。因此，只要在丹、沁河口以下设堰开渠，即可自流灌溉河内广大农田，水利开发基础颇为便利，这与丹河上游泽州地区山多田少，河道下切，水利开发困难的高原环境大为不同，所以雍正《泽州府志》这样写到：“太行片石，带土无多，麦菽瓜葫，半仰给河内。而地脉高寒，水利惠归下土。”历史上，丹、沁河下游地区是北方地区著名的灌溉农业区，明清以前以沁河水利开发最为发达，在金元时期仍被称为北方小江南，即所谓“千顷膏腴壤，群峰紫翠岚。人言大河北，此是小江南”。而丹河水利只在唐代有所发展，唐怀州刺史杨承仙浚决古沟，“引丹水以灌田，田之汙莱遂为沃野，衣食河内数千万口”，《元和郡县图志》亦称丹水“分沟灌溉，百姓资其利焉”，不过数千万口可能有所夸大，应包括沁河水利在内。唐以后，丹河水利也仅灌溉“近山田土”，水利开发远较沁河为逊。直至明清时期，九道堰的兴修标志着丹河下游水利开发高峰的到来。所谓九道堰，即是丹河出丹谷口以下筑一拦河碎石坝，碎石坝下由北向南依次设有九堰，遏住丹河水以便分渠引水灌溉，丹河经过这九个堰之后，东、西两岸分出十数条渠道，灌溉两岸田地，九道堰之上有一水东出名曰小丹河，经河内、武陟、修武、获嘉于新乡合河镇入卫河，为入卫河补给漕运用水之需的重要水源。

　　明代史籍中尚无九道堰之名，只是提及了丹河分水渠道之数目。明初，丹河下游既已有引水灌渠，田园、竹木皆可获利，据《大明一统志》载：丹河“在（怀庆）府城东北一十五里，源出泽州界内，穿太行名曰丹口，南流三十里入沁河。近河多竹木、田园，皆引此水灌溉，为利最博。”其后，至隆庆元年之前，丹河下游民渠曾发展为“十八支派”，这十八条分水渠道应是通过筑坝拦蓄丹河水而形成的，只是尚无九道堰之名。到了隆庆元年（1567），怀庆府知府纪诫又重新开创六条河渠，“在沁水曰通济河、曰广惠北、河南河；在丹水曰康济河、曰普济河。又引尧王泉为惠民河”，其中，康济、普济二河皆从丹水分流，“康济自赵家庄取水，阔一丈五尺，深半之，派河十有一，中为石闸三，桥四；普济自翠筠观东取水，阔二丈，深得其十七，派河十，中为石闸二，石桥五，阴洞三。二河俱长三十余里，次第入于沁……其旧丹、沁支河之可葺理者，悉为之启其塞，畅其流焉。由是四境之田无不受水利者。”康济、普济二河分出二十一条支渠，且有石闸调节水量，若非修筑堤堰拦蓄丹河水保证各条支渠畅通恐难以如此。至万历年间，河内知县袁应泰又穿太行山引沁水，沁分五渠，俗称五龙口，建成25堰，灌田数万顷，使得怀庆府“膏腴沃壤，几尽境内”。而丹河水利，可能因无甚变化，且沁河五龙口引水工程影响甚大，故不著史籍。

　　入清以后始有九道堰之称，其所分丹河支渠也记载颇详。九道堰拦蓄丹河水，“其一水东出者为上秦渠，次为小丹河，又其次为西民渠，其一水西出者为上清渠。上秦渠在诸渠之上，直东行至九府坟南分为二，一水东南行二十里至太史庄入小丹河，为东民渠。”小丹河在上秦渠之下，九道堰的第一道堰之上，西民渠和东民渠东流灌溉后又汇入小丹河。碎石坝下由北向南依次设有九堰，丹河经过这九个堰之后，东、西两岸又分出十九条水渠。顺治时期，这些渠道有三郭河、董下河、白古河、不拦河、老武河、太保河、张金河、陈添河、郭鲁河、流涝河、花园河、上清河、下清河南北二渠、中四河、康济河、秘涧河、广济民河等。道光时期，除了不拦河变成张济渠，其它一无变更，“在东岸之十三渠，溉田一百余村；在两岸之六渠，溉田四十余村。两岸共十九渠，分九堰取水。故俗呼九道堰，计长三十余里。”九道堰能够如此完善当是明代历次兴修，技术“累加”之功，只是清以前尚无其名，不可考，故方志说丹河“自九道堰出，引以溉田，历载久远，碑石无有，创兴之代不可考见”。九道堰的形成是丹河下游水利开发的高峰，“诸渠皆分流灌溉，民资其利，”一直延续到清末。河内县“县境四乡，南乡有河渠长流，以资灌溉，最为膏腴之地；东西乡次之；北则丹河左右引水为渠，亦无旱潦之患，”“土地膏腴，不待勤力而获丰收矣！”在水利开发的基础上，农业经济结构呈现了多样化特点，既有稻作农业，又有旱作农业，还有经济型药材作物的种植。当地甚至利用丹河水利，发展了水利加工业，河内县“西北乡有丹水之利，居民依水安磨，自为转移，无须人力。凡磨出麦麺、香末等物，大半行贩晋省，颇资利用。”

　　不过，丹、沁二河皆为季节性河流，夏秋容易暴涨，且含沙量较大，水利开发既要利用河流自身特点又要考虑防洪。唐元和年间，沁河广济渠兴修后，史称“黄泥五斗,秔稻一石,每亩一钟,实为广济”，体现了沁河水利的淤灌特色。只是河流季节性洪泛的发生，经常淤塞灌渠、良田，丹、沁二河“每岁秋雨发水，骄吞岸高，坟沃壤，动至数百顷良田，化为泽国”，所以丹、沁河下游水资源利用的同时，防洪建设也很关键，由方志舆图来看，怀庆府北、东沁河南北两岸均有防洪河堤，直至入黄河，沁河东北岸河堤甚至延伸至丹河东岸，增加了对丹河洪水的防御，县境南岸河堤长七十里，丹河河堤长六里，丹河分水渠道每年定期的防洪、挑浚举措也自不待言。这也就是说，生态因素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丹河下游地区水利开发的管理负担，而小丹河的维护管理是国家漕运力量在此负担上所加的又一砝码。九道堰的兴修保障了丹河下游农业经济的兴盛，但也因小丹河的出现给丹河下游民众农业用水埋下了隐患。小丹河河道浅塞，“涓涓如线，每值秋霖涨泛，壅以沙石，必督畚锸从事，乃克顺流东注……或曰‘旱则虞其涸也，涝则虞其溢也’”。小丹河水量也全靠九道堰拦蓄丹河抬高水位使其分入小丹河，但九道堰所分民渠众多，遇到农业用水高峰、天旱不雨之时，小丹河正常水位很难保障，入卫济漕之效果也就微不足道。于是，只有限制九道堰农业灌溉渠道的用水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丹河下游水利开发也就与国家漕运联系起来，甚至发生了矛盾。

　　二、小丹河：矛盾的焦点

　　明正统以来，北方漕运运道常患来水不足，卫河作为南运河的补给水源日渐受到王朝重视，但卫河本身河道浅窄，径流量不足。一时，“引沁济卫”、“引丹济卫”等跨流域调水之策充斥于朝臣奏疏之中，但皆未施行。调水不成，只能节水，于是限制入卫河流地方民众的灌溉用水量成了明清王朝相沿不改的保漕“国策”（这些入卫河流包括小丹河、百门泉、洹水等），这与山东运河沿线限制民众引泉灌溉之法不无二致，只是其影响更广，所跨地域更大，将丹河水系纳入到了北方漕运的管理体系之中。

　　（一）引沁济卫与引丹济卫

　　早在中统三年，忽必烈召见郭守敬询问机宜，守敬“面陈水利六，其五：怀、孟沁河，虽浇灌，犹有漏堰余水，东与丹河余水相合。引东流，至武陟县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余顷。”御河即明清之卫河，守敬之议不在漕运而在农田灌溉，后未果行。入明以后，由于正统十三年（1448）御史林廷举建议凿漳河通卫济漕，漳河遂汇于卫河，弘治以来，漳河河道摆动频繁，水文日趋紊乱，与滏阳河逐渐汇流，“而入卫之道渐堙矣”。卫河来水不足，南运河漕运常有淤塞之患，于是引沁济卫或引丹济卫之议逐渐兴起。景泰三年，沁河由马曲湾决口入卫河，佥事刘清就言：“沁、黄、卫三水相通，转输颇利。今决口已塞，卫河胶浅。运舟悉从黄河，尝遇险阻。宜遣官浚沁资卫，军民运船视远近之便而转输之。”即认为引沁入卫漕运称便。第二年刘清复言：“东南漕舟，水浅弗能进。……若引沁入卫，则张秋无患。”只是明年既而罢引沁之议，并未果行。到了万历十五年（1587），总督河漕杨一魁又再议引沁水入卫，万历命给事中常居敬斟酌可否，常居敬勘察沁、卫形势后指出，“卫小沁大，卫清沁浊，恐利少害多，”又言“卫辉府治卑于河，恐有冲激。且沁水多沙，入漕反为患，不如坚筑决口，广辟河身”，乃罢其议。

　　清代，引沁入卫之议仍不时出现，但反对之声颇高，皆未实行。其原因河东河道总督白钟山言：“臣等将沁、卫两河，细加丈量，沁河宽一二百丈不等，卫河宽八九丈至四丈不等，卫小沁大，势难容纳。”卫河河道浅塞，沁河宽大，且含沙量高，夏秋亦泛滥，一旦入卫，卫河不能容受反增淤泛之险，“所出者大，则汹涌之势可知；所纳者小，则决溢之患不免”。另外，部分朝臣引沁之议目的在于减少沁河入黄河水量减少黄河水患，即“似欲籍以杀河患，非为卫水益也，”王士性也认为“不知河入中国，受泾、渭、渑、洛、汴、泗诸水，非沁一水之能分其势也。且沁出太行而南，皆山麓险阻，不能引而之卫。若沁可入卫，则河复禹故道，当不难矣。”因此，明清两代引沁入卫之议皆不果行，明清王朝一方面要考虑到漕运自身的安全，但又困于卫水水量不足影响漕运。

　　引沁之议未果，又有人主张引丹河入卫河，即在丹河下游筑拦河坝，使丹河东流入卫河。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总河舒应龙又建议引丹入卫，以杀沁势，后亦未施行。丹河虽小，但“其地形之高下，水势之缓急，泥沙之淤塞，开筑之阻绝与沁水同”，若使丹河全由小丹河入卫，小丹河河身狭隘也不能容受，加之丹河出丹谷口后坡降甚陡，洪水期涨落迅猛，而卫河河道地势低平，丹河并流入卫，也易引起水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