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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水权纠纷

　　水权纠纷方面，田东奎认为研究水权纠纷解决机制可检验中国近代司法、行政系统处理社会重大问题的能力，以及中国近代司法改革的成果。研究发现，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和优势，一是多元化法律理念乃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所在，二是均平用水是近代水权纠纷解决的灵魂，三是水权协商乃水权解决机制运行的主要内容，四是民间机制、国家机制是一个互相联系又相互独立的自洽系等。另外，田东奎还论述到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与乡族的关系，水利碑刻与近代水权纠纷解决的关系及例证;张俊峰从山西“滦池”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展现了乡村社会水权的形成及其特点，还依据水利碑刻指出了前近代汾河流域若干泉域水权争端的行事原则的形成及影响等。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如水利高等教育、水利制度等。陈宏生指出近代水利高等教育是由盛宣怀创办北洋西学堂开始的，其后经历了孙家鼐、袁世凯、张謇等的参入，最后张謇创办的河海专门学校把近代水利高等教育推向高潮。水利制度方面，王建革指出清末河套水利的开发是中国近代水利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从道光至光绪末年，河套地区形成以八大干渠为主体的灌溉系统，其中贯穿有地商参入制度、国家权力介入制度和水利组织与管理制度。雷志松论述了近代支持农业发展与水利制度的关系，大场景地展示了早期改良派郑观应、王韬等支农、重农思想。

　　四、研究的不足

　　综上可知，近代中国水利史研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果不菲。不过，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背后所隐藏的不足。

　　(一)研究内容不均衡

　　研究内容不均衡主要体现为重大轻小、重精英轻大众，精英史学占据统治地位。以近代水利人物研究为例，研究的重点是林则徐、孙中山、李仪祉、张謇、周馥等，而其他众多水利学者或普通专家却成了背景和陪衬。其实，精英固然应予重视，而之外的广大群体亦多有可资探究之处。如近代水利学家和藏书家赵世暹尤以收藏水利文献而著称，在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中心所藏的水利文献中，有赵世暹题记约多达九种。他对水利文献收藏达到了痴狂的程度，几乎对每本文献著作的作者或编著者进行了详细考证，并且触及多部水利奏稿集。其中他提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近代水利人物或者官员身份的水利学者，如陈士杰、景行堂、云兰堂、晓园先生、黄赞汤、陈法、罗成孚、倪文蔚、麟庆等。他们的水利思想虽未广为流传，但并非无足轻重。其实许多地方的治水档案资料和治水官员及学者的奏疏、函稿及心得，固然内容上具有区域色彩，但其针对性和实践性更强，对于特定区域内的水利事业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物如此，其他如水利工程等亦如此。较大的水利工程或与著名水利人物有关的水利工程，比之其它海塘、水坝、排灌等，学界显然要重视得多。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不够

　　当前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都是一个重要方法。方法就是观念转变，方法就是新领域的开拓，方法就是研究内容的深化，方法就是新史料的挖掘，方法就是总体史的追求，这就是社会史方法论的意义。对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意义，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说:“很久以来，我们注视着这些相邻科学的经验和研究，因为我们认识到，与它们取得联系或走向它们的道路使历史学耳目一新。在我们这方面，也可能给它们提供一点东西。”近代中国水利史的跨学科研究做得远远不够，行龙曾针对水利社会史指出，以水为中心，勾起土地、森林、植被、气候等自然要素的变化，进而考察由此形成的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社会变迁方方面面。对中国近代水利史研究，日本、西欧学者在利用跨学科方法方面走在我们前面。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和田保分别以专题和论著的形式，从农业技术和自然条件的角度，阐述了水利灌溉对北部中国的意义。法国学者蓝克利和魏丕信对水利问题，均非就水言水，而是将水利及环境问题与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进行综合考量。

　　(三)资料收集与整理不够

　　目前各地图书馆、档案馆中有关我国近代水利史的档案资料，以及地方报刊资料、回忆性文史资料数量惊人。文献之外，以实物形态和习惯行为存在的相关内容也十分丰富，如遍布山野乡村的井神牌位、龙神信仰等大大小小的庙宇数不胜数，旱时形式多样的具有固定场合、固定线路、固定参加村庄的各种祈雨游行活动，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水利条件较差的区域，虽然没有这种类型的文化特征，却也存在大量与水相关的民间信仰和日常习俗，表达了民众对水的渴望和期待。相对于如此浩繁的近代中国水利史遗存，学界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显然不到位，需要进一步强化。如近代水文化、太平天国水利政策、洋务运动水利制度、清末新政水利政策、乡村士绅的水利管理等等，疏漏颇多。陈寅恪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此古今学术史之同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P236)渠长根也曾指出:“关于花园口事件的现有史料是丰富的，但是，所处地域、馆址、存在方式、获取手段、保存状况等具体情况颇为复杂，需要投入地发掘和整理。”(P9)近代中国水利史资料，由于大量地散见于方志、文牍、奏稿、报刊和其它官私调查统计文献中，因此要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和资料整理，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材料支撑。

　　对于上述中国近代水利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笔者相信，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运用，中国近代水利史的研究定将不断地走向深入，达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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