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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可能外资企业比当地企业的技术低,这时很可能会产生“负向”的技术外溢。为了更细致的分析外资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我们按照外资来源地采用港澳台外资企业份额(shkit)和其他外资企业份额(snohkit)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做进一步分析。

　　PEit表示能源相对价格,是用工业总产值指数与能源价格的比值来表示。借鉴多数文献的做法,能源价格采用反映工业行业能源消耗成本的全国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来度量。产品价格采用各省区工业行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表示。能源相对价格就是二者的比值。

　　compit为结构效应。参考He(2006),结构效应的构造采用基期(以2001年为基期)省区各工业行业的能源强度作为权重对各行业工业生产值比重进行加权。公式为:compit=Σj(Yijt/Yit)Ej0

　　其中Yijt、Yit和Ej0分别表示t时期i省区的j行业工业总产值、t时期i省区的所有j行业工业总产值的加总以和基期0的j行业能源强度。我们采用2001年作为基期。

　　由于采用各行业基期的能源强度进行加权,因此如果行业比重增加相同的份额,指标的值对于能源密集型行业要大于非能源密集型行业的数值,也就是说该指标的增加使得产业结构更加偏向于能源密集型的行业,因此预期该指标的估计系数应该为负。

　　pgdpit表示人均实际收入,用来反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该指标主要影响工业能源的消费结构。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居民更偏向于使用情节型和高效率能源,如电力。由于煤炭的使用效率较低,另外燃烧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SO2等污染物,因此人们越不会倾向使用煤炭。当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会转而使用其他高效、清洁能源,进而使得工业总能源消耗下降。

　　soeit表示的是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已有的经验研究中通常可以用国有企业产值所占比重、国有企业销售份额所占比重等来度量该指标。我们选择以销售份额来度量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即国有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与全部大中型企业的销售收入之比。

　　2.2相关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中国2005-2007年不包括西藏在内的30个省区和直辖市的一共90个样本。人均收入指数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人均实际收入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外资企业总产值及其他外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人均收入采取人均收入指数进行平减(以2000年为基期)。在计算产业结构时,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我们选取25个工业行业对结构效应指标进行加权。①由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统计只是大中型企业相关数据,因此我们只能采用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内部支出费用来代替整个工业行业的经费支出,幸运的是,绝大多数研发活动(超过80%)都是由规模较大的大中型企业完成的,因此不会对我们的结果产生太大偏差。

　　3、检验结果及分析

　　3.1基本检验结果

　　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为30个省市,它们之间必然存在固有差异,因此采取省际固定效应,另外回归中时间跨度只有3年可以认为基本上不会出现序列自相关。最后采取cross-section加权方法来消除截面异方差问题。选变量在整体上对被解释变量的拟合效果比较好。另外发现从方程1到方程6,随着变量的不断增加,已有变量的估计系数变化不大,显著性也保持一致,说明了所选变量也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1)研发指标。正如前面介绍所述,研发对提高各行业的能源效率确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均研发投入每增加1%,可以使得能源效率提高将近0.019个百分点。

　　而目前我国能源系统的总效率十分低下,仅为9%。这意味着能源从开采、加工、转换、输送、分配到终端利用,90%以上被损失和浪费掉了。其中中间环节(加工、转换、储运)效率为70%,终端利用效率为41%,终端利用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王庆一)。差距越大,也就意味着提高能源效率的空间越大,而与此同时工业部门的研发投入相对于工业总产值只占据了很小的一部分,如2006、2007两年,研发投入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仅为0.152%和0.159%,可见通过增加研发程度来提高能源效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2)外资企业比重。“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降低能源强度”是能源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假说。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FDI确实可以提高本行业的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强度)。外商直接投资提高我国能源效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设备、研发能力和管理经验,直接促进我国工业部门效率的提高;二是间接效应,FDI进入主要通过竞争效应即迫使国内同类企业采取更有效率、更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手段,当然如果国内一些小型企业因为在与跨国公司竞争中被淘汰,必然会使得资源流动重置而进入更高效率的企业,也会提高行业整体的技术水平。另外跨国公司也会通过示范效应加速国内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进行生产,无论是“硬技术”(如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等)还是“软技术”(如先进的管理等)都可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3)能源价格。能源的相对价格提升导致能源要素的使用量减少,要素组合沿着等产量线滑动,进而产生其他要素对能源的替代,使得能源效率提高。但目前来看,我国的能源价格长期受到国家控制,如对煤实行政府指导价格,对石油实行参考国家石油市场的管制价格,使得价格对能源使用的调节作用发挥不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能源效率水平仍很低下。虽然近年来政府管制相对放松,仍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4)产业结构。由于产业结构指标构造是采用基期能源强度做权重,因此该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越偏向能源密集型。从回归结果可知,省区内部向污能源集型行业调整产业结构变动会导致能源使用效率下降,显然与预期相符。而2005-2007年,全国结构指标平均数值依次为20.63、20.88、21.67t标准煤/万元,说明产业结构逐步向能源密集型行业调整,因此会导致平均能源使用效率下降。

　　(5)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可以提高能源效率。这主要是通过能源使用结构的调整完成的。人均实际收入越高,人们越偏向使用清洁、高效能源如电力、天然气来代替“肮脏”、低效的能源如煤炭,因此会导致能源消耗总量下降,能源效率提高。

　　而正如前文所述,国有企业一般被认为是效率低下的所有制形式,因为国家的庇护导致其缺乏创新精神,我们从回归中也得到该结论,国有企业的份额每增加0.01,会导致能源使用效率下降0.85%。

　　3.2按外资来源地的分类检验

　　港澳台投资和来自发达国家的其他外资无论从投资动机、投资规模和技术特征上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进而使得这两种投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可能会不同。

　　从投资规模来看,尽管港澳台投资的资本存量相当高,但就单个企业规模而言,港澳台投资以中小企业为主,规模相对较小,和外商投资企业相比,港澳台投资企业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例如,2007年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平均资产为1.06亿元,而外商投资企业为1.75亿元,为港澳台投资企业的1.64倍,并且保持着逐年上升的趋势。

　　从投资动机来看,外商投资以中国国内市场为主,注重投向能源、精密仪器、化学原料、电子通信、电气机械和服务业等为中国市场服务的行业,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自身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占领巨大的中国市场,推行本土化战略;而港澳台投资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其主要目的是利用大陆廉价的劳动力,一般把中国大陆作为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其产品针对的是整个国际市场,因而产品的出口倾向很高。

　　从投资企业的技术特征来看,港澳台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轻工纺织类行业以及一些以产品组装为主的机械电子行业,技术含量偏低;欧美日投资则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的机械、电子、化工等行业。两类投资企业技术上的差异在劳动生产率上也有所体现,以2006、2007年为例,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在这两年中分别仅为8.79和9.97万元/人,而外商投资企业则达到了16.11和16.75万元/人,远远高于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