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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来解释，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核心，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1）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5）庸俗的实用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