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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完善我国的供给体系，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比较了宏观需求侧管理政策与供给侧管理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结构优化、动力机制转换等特征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结合我国当前工业供给侧的事实对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供给不足的结构性扭曲进行了理论分析。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资源环境倒逼机制、创新驱动机制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优化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政策导向 

　　一、引 言 

　　结构调整阵痛、增长速度换挡、刺激政策消化的叠加效应对我国经济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尽管我国实施了一些扩大总需求的财政货币政策，但仍收效甚微。从2012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连续3年以7.7%、7.7%、7.4%开始回落，2015年前3个季度增速跌破7%，经济发展进入了中高速增长区间。与此同时，作为拉动增长“三驾马车”的需求侧出现了一些阶段化变化。国际经济疲软乏力，外部性需求常态性萎缩，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贸易出口值增速从2011年开始总体趋势下滑，2015年出口值负增长；国内市场消费需求增速下滑，由2010年第4季度的19.1%下滑至2015年第4季度的11.1%；投资增速持续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010年第4季度的24.5%下滑至2015年第4季度的10.2%。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连续性下滑，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2015年8月份开始一直低于50%。我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自2011年来持续性下滑，工业形势比较严峻。通过数据研判，我国需求侧对经济的拉动力明显不足，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因此，依靠刺激总需求拉动经济的空间有限。2015年11月，中央层面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是国家对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基本分析与准确研判，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重大改革举措。 

　　本文首先从理论与政策实践两个角度比较了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的学理基础与实践。在此基础上，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增长速度、结构优化、动力机制方面的内在逻辑，并剖析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扭曲的事实与深层次根源。最后提出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宏观政策导向。供给侧改革是发展理念重大转变，对于解决我国经济中深层次的矛盾，并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宏观政策视域下的需求侧与供给侧管理：理论与政策实践 

　　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两种政策取向，分别对应不同的理论学派。两个学派历史上存在多次交锋，呈现出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的理论演变轨迹（贾康，苏京春[1]，2014）。 

　　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的理论基础不同。需求侧管理的学理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其思想精髓体现在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管理理论认为，经济中不存在促进生产和就业趋向充分就业状态的自动机制，必须依赖于人为的政府干预机制。其认知框架是短期内的波动源于有效需求不足，归因于消费倾向递减，投资的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陷阱的“三大心理规律”的存在。因此，在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与出口）动力不足，进而引发产出水平下降与经济短期波动。实际上，凯恩斯主义所讨论的有效需求不足是总量性的，而非结构性的。扩大总需求特别是内需进而成为需求侧管理经济的政策出发点，运用“逆周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经济衰退时，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扩大信贷规模等政策提高有效需求水平；经济繁荣时反向操作。需求侧管理政策最成功的实践莫过于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的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新政”，摆脱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然而，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涨的出现使凯恩斯主义受到了质疑，宣告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灵。 

　　对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提出最有利挑战的理论之一是供给侧管理政策。供给侧管理理论源于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焦点为集中于供给侧的效率与供给创造需求的机制。一是关于供给创造需求的机制，供给学派的最质朴表达应属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当然，研究物物交换时代的萨伊定律对于研究自由市场经济有其局限性。但对供给侧或生产端的研究影响了供给学派的发展。新供给学派认为，供给创造需求是有条件的。比如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而不是萨伊意义上的自动创造。二是关于供给侧效率。供给侧管理理论认为，生产端增长的长期动力源于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技术进步与创新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途径，技术进步与创新动力在于对市场主体的激励。在政策导向上，供给侧管理的核心主张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企业减税。对微观主体的减税政策是提高供给的最恰当激励。广义的减税政策还包括降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恰当的激励机制对企业激励，激活各要素生产力，提高有效供给。二是减少政府干预。通过减少各领域的政府管制和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促进企业的生产效率。因此，供给学派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有斯密主义色彩。 

　　从实践上看，美国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与英国的撒切尔改革是供给侧管理政策的典型案例。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与美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滞涨”，经济衰退、高失业、高通胀困扰着两国经济。在此背景下。两国采取了供给侧管理政策，其实质是提高增加要素供给效率，但政策切入点不同（刘霞辉[2]，2013）。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的经济复兴计划与英国的撒切尔改革的供给管理侧改革以自由市场为导向，采取了减少政府干预与管制、对微观主体减税等政策。里根政府更侧重于通过对个人和企业的减税政策降低要素供给成本，促使产业调整。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了65个月，20世纪90年代以硅谷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也得以孕育，为美国的经济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所带来的巨大财政赤字，被认为是拖累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与美国的改革背景不同，英国当时存在着大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财政对国有企业过度补贴，企业活力不足。针对“英国病”，撒切尔改革主要依靠减少政府管制与干预，大力推行私有化，减少国有经济比重，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要素供给效率，并辅以减税政策。撒切尔改革，激发了英国的企业活力。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年均增长仅为1.6%。供给侧管理政策实施后，1980～1988年期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2%。总体而言，无论是里根经济学还是撒切尔改革的供给管理政策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当然，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 

　　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在理论与政策方面存在根本差异。需求侧管理政策注重财政货币政策调整、政府干预与政府调控的主体作用以及平抑短期经济波动。需求侧管理具有追求短期均衡的政策导向。正如凯恩斯所言：“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供给侧管理政策更侧重于制度变革与机制体制创新、发挥市场与企业的主体作用、中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供给侧管理注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培育经济新主体，通过激励机制提高企业供给效率。尽管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都强调需求，但政策落脚点却不同。需求侧管理主张通过短期刺激政策增加社会总需求，主要是对现有产品“量”的需求，发力者为政府；供给侧管理认为，通过市场力量提高供给体系效率与质量以产生新的需求，主要是对新产品“质”的需求，发力者为企业家。因此，需求侧管理政策主要应对周期性衰退，强调总量问题；供给侧管理政策主要应对结构性问题带来的衰退，强调结构问题。实际上，需求侧与供给侧是经济必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不能偏废其一。经济发展动力是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结合，两端协调才能促使经济的持续发展。当前，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就是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 

　　三、我国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的内在逻辑及政策一致性 

　　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增长是需求拉动型的，出口与投资的拉动力尤为强劲。政府起着关键作用，增长模式具有政府主导色彩，经济增速、经济结构，增长的动力机制都依赖于政府干预与管制。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轨道。新常态下，政府主导模式使得供给侧结构面临严峻挑战。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是经济发展新常态最大制约因素。因此，在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举措。当前形势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内涵、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 

　　（一）新常态的经济增速与供给侧改革的温和政策存在内在一致性 

　　正确认识新常态的经济增速，以及经济韧性在供给侧改革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正确认识经济增速放缓是新常态的表象特征，有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虽然存在但不突出。在强大增长惯性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度与阻力较大，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增速将由高速区间转变为中高速区间，7%左右的增速将常态化。在经济增速转换期，结构性矛盾得以凸显。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质量导向得以确立，高速增长导向已淡化。因此，新常态增速背景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重要的窗口机遇期。二是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维持经济新常态的增速。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使政府主导需求侧管理政策逐步转变为以适当增加社会总需求，市场供给驱动的供给侧管理政策。需求侧管理政策在短期内通过刺激政策维持高速增长是可以实现的，但与结构性调整优化无益。供给侧管理政策主张通过恰当的激励机制提高生产率，尊重市场与企业主体地位，市场主体投资决策更趋理性化，提高供给侧质量和效率。因此，供给侧管理政策是温和型的，产出水平会自发回归到潜在产出水平，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增速由此实现常态化。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优化供给侧结构、解决供给结构的深层次矛盾，实现新旧发展模式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阵痛期增速放缓的同时，结构持续性调整与优化将经济增速维持在常态轨道。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新常态速度持续性的保证，同时新常态下的增速伴随着供给侧结构质量与效率的提升。 

　　在经济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因为结构性改革阵痛期的增速放缓而延缓或放弃改革。当然，增速也须保证在合理区间，不能为了推进结构性调整而过度牺牲增长。结构性调整是持续增长的动力，合理的增速为进行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二）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优化依赖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速放缓仅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表象特征，结构优化是核心内涵。新常态与旧态模式的不同在于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表现为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消费结构、能源结构等方面。其实质是通过结构优化创造新的增长点。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过于注重增长的逻辑，忽略了结构优化的治理逻辑。当前，我国供给侧的结构扭曲、适应性与灵活性不足是治理逻辑忽略的典型表现。这种结构性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供给侧中有效供给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即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具体而言，一方面供给侧低端化产能过剩，无效供给过多。相对于有效需求而言，我国很多低端产业特别是重工业存在大量过剩产能。但这些领域却仍占用大量生产性资源，部分产业甚至对环境生态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比如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企业严重亏损，却仍得到政府的大量补贴与扶持；另一方面供给侧的产业高端化滞后，高新技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在新常态下，我国市场需求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居民消费呈现出从量的满足向质的提升、从有形产品向服务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等一系列转变。但我国还存在大量高品质的需求，有效供给仍存在很大的缺口。另外，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产品附加值低，缺乏产品科技含量和国际核心竞争力。 

　　供给侧改革的市场导向是新常态下结构优化的最有效机制。在新常态下，供给侧的市场导向充分尊重企业与市场的主体地位，减少政府对产能过剩领域企业的投资干预，发挥企业自由“进入退出”机制使资源自由流动，降低政府对要素供给与定价的管制政策，提高要素价格市场化水平。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将大量的生产性资源从产能过剩领域转移到有效供给不足的领域，激活存量，使供给侧与需求侧有效衔接。因此，“供需结构不匹配”使得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必然是两大方向：通过生产性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去库存化，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补齐短板，增加社会有效供给（魏杰，杨林[3]，2015），使结构调整“有破有立”。 

　　除产业结构外，供给侧结构扭曲还表现在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当前，我国要素错配在城乡、区域之间的表现尤为明显，城乡间与区域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比如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错配严重。要素在城乡、区域间的错配导致了要素供给效率低下，扭曲了供给侧结构。因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城乡分割与区域分割，矫正要素错配，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体系的完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符合经济新常态下结构优化的逻辑。 

　　（三）经济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改革是我国增长动力转换的重大路径创新 

　　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机制转换与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一致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驱动理念居于首位。新常态下，创新驱动是我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增长新动能最根本途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就是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新思路。创新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根本途径，同时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 

　　投资与要素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不符合新常态下对增长质量的要求。进入新常态，我国的生产要素结构正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比较优势和增长动力源正在衰减。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环境红利不断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环境资源约束加强等不断挤压传统产业的生存空间，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生态环境也面临巨大挑战。实质上，我国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最直接表现是创新不足、产业与科技融合度不高、产品科技含量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缺乏产业核心竞争力。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同样是供给侧创新不足的表现。因此，要素驱动型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导致供给侧结构失衡。我国已进入只有靠创新才能持续发展的新阶段（郑新立[4]，2015）。 

　　面临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以及创新驱动大趋势，我国的增长动力机制亟待转换。通过供给侧改革将要素驱动为基础的传统增长点转向以创新驱动为基础的新增长点。充分创新驱动的乘数效应符合经济新常态的逻辑。创新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动力源。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引入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发现新的原材料、实现新的组织形式。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是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等维度的更为系统性战略（张占斌[5]，2015）。技术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最直接推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传统产业的升级、新兴产业的培育的关键都是技术创新，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的发展必须依靠新技术、新工艺等。面临市场竞争机制，企业是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最重要的微观主体。技术创新是解决供给侧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的关键手段。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在淘汰供给老化产业的同时，必然会孕育新业态、新产品，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使产业价值链由中低端向高端迈进。技术创新驱动使制造业企业必然面临着生产方式、营销方式的转型。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也是实现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关键。管理创新包括制度、体制与机制的创新，是创新的重要维度。创新的微观主体是企业，但关键在于企业家精神。因此，通过管理创新清除约束企业供给机制体制性障碍，释放企业家精神，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创新创业环境。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 

　　总体而言，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及其目标是一致的。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被认为是供给侧的“三大发动机”，通过“三大发动机”协调发力使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常态化。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符合经济新常态下的治理逻辑，通过结构性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常态化。 

　　四、我国“旧态”模式下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扭曲及其根源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失衡存在多重性。既表现为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失衡，也表现为城乡经济结构失衡、区域结构失衡等。供给侧结构的多重失衡影响了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协同性。政府主导是我国经济增长进程中的重要特征。政府主导的要素市场不健全以及要素供给政策导致的资源错配，是供给侧结构失衡的根源。 

　　在产业层面，要素错配所导致的低端产能过剩是供给侧结构扭曲的表现之一。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亟须解决的问题。学术界认为，产能过剩既有市场失灵因素，也有政府失灵因素。我国低端产能过剩更多的源于政府因素，或者说是政府干预以及制度性扭曲的结果（江飞涛[6]等，2012）。当然，市场的竞争机制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产能过剩问题（王志伟[7]，2015），是企业动态性的前提。在健全的市场机制中，企业投资决策自由、要素自由流动等成为抑制产能过剩的最有效机制。一个行业的早期发展会涌入大量企业，但随着行业发展的成熟，竞争机制会淘汰大多数低效率的企业，而只有少部分高效率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得以发展空间，产能过剩自然不是问题。因此，健全的市场机制与企业动态性具有一致性。政府过度干预与管制对企业动态性机制产生了干扰，使产能低端化蔓延具有政府主导色彩。我国长期以来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使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增长的逻辑，偏好“短、平、快”的工业发展，并采取了一系列扭曲的竞争性补贴政策对其扶持。地方政府掌握着工业增长所需要的重要资源，关键途径是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通过扭曲的要素供给政策对辖区企业进行过度保护与扶持，致使要素在企业间、行业间存在严重错配。在政治与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竞相采取扭曲的环境政策、土地供应政策、财税金融政策对本地区企业进行扶持，使得辖区企业甚至整个产业畸形发展，助推了产能过剩的蔓延。比如，地方政府通过降低辖区环境监管标准，庇护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企业，以牺牲环境利益换取经济利益；通过降低工业用地供应价格甚至零低价政策进行招商引资，土地要素价格内化为企业生产成本；通过财税金融政策，比如税收减免、贷款优惠等措施扶持本地工业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同样具有极高的热情干预辖区企业的投资行为。在扭曲的要素供给政策下，各地区企业的投资决策更加依赖于地方政府政策，而非市场机制。因此，在地区补贴性竞争背景下，企业面临着扭曲的投资激励，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并不能有效约束企业投资行为。加之地方政府对辖区企业存在非“精准补贴”，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投资过度，产生了非周期性的产能过剩。政府的扶持政策使企业更加依靠政府的各种扶持政策而经营。低效率的“僵尸”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下不能退出市场，使产品无效供给过剩的态势愈演愈烈。因此，市场机制中的竞争因素在政府干预下无法约束企业投资决策，不能将生产性资源从过剩领域转移到供给不足领域。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各地区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严重、产业低端化蔓延。因此，政府与市场关系不顺是我国供给侧的产能过剩的关键原因。 

　　另一方面，要素错配所导致的高端化产品供给不足是供给结构扭曲又一表现。补齐短板是新常态下着力解决的问题，高端化产品供给不足是供给侧结构中的短板。高端化供给是产品高质量的有效供给。供给侧有效供给不足的主要症结在于企业创新不足，这与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不健全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不顺同样也是企业创新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是驱动创新的最主要群体。然而，无效制度的存在、过度政府干预与管制不利于有效激励企业家的创新创业活动。体制机制一定程度上可能阻碍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释放，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素错配不利于微观企业的研发创新。在政府干预与管制下，垄断的大量存在、过高的市场准入门槛成为要素流动的主要障碍。生产性资源不能从无效供给领域自由流动到供给不足领域，配置效率降低。富有创新活力的民营资本在很多领域受到进入壁垒的限制，创新受到抑制。另外，企业研发创新是一种有风险且需要大量投入的活动，资源的流动限制会使研发领域资源投入相对不足，制约了创新活动。在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背景下，企业更倾向于无风险的低端化生产获利，或者在过剩领域依靠政府补贴维持生存。因此，企业进行研发创新资源相对不足，创新激励不足，导致高端化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二是制度供给结构影响企业的创新水平。制度安排对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具有强烈的影响。在政府过度管制下，与寻求政府补贴相比，企业家创新的相对成本较高，回报较低。在政府管制的要素市场，企业更倾向于进行无创新的寻租套利活动。比如，通过寻租以获取生产资源、扶持政策、甚至获取垄断地位进而获取超额利润。因而，企业创新与寻租的相对收益扭曲，导致企业把本该投入到创新领域的资源转移到寻租领域。扭曲的激励机制使得企业创新动力严重不足。同时，我国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过少，而抑制创新的制度安排大量存在。大量的制度在阻碍着市场活动以及创新活动，比如繁琐的行政审批制、金融抑制政策等。而对于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比如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产权制度不健全会使创新的不确定性增强，创新回报得不到保证。创新活动存在着制度抑制。因此，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严重缺乏，企业创新激励不足导致了供给侧的有效供给不足，产品处于价值链低端，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因此，供给侧结构的高端化产品供给不足也是制度供给结构扭曲的结果。 

　　五、新常态下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宏观经济政策导向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新认知、新思路与新理念，并指明了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机制与推进领域。新常态下，我国宏观政策总体取向应由需求侧管理为主转向到供给侧管理为主，两端协同发力；发展战略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总体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其立足点是通过改革解除供给约束，提高有效供给扩大有效需求。具体措施概括为：增加要素与产品的有效供给、减少企业各种制度性交易成本、发挥创新驱动的乘数效应、去除产能过剩的“加减乘除”路径。 

　　（一）通过政府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优化供给侧结构 

　　经济新常态下，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优化供给侧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通过市场调节机制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理顺政府与企业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促使企业家精神充分释放，发挥企业创新驱动引领与支撑作用。 

　　具体来看，一是转变政绩考核体系，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政绩考核体系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将结构优化放到更重要的位置。通过简政放权的不断推进，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与企业创造力，明确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通过政府转型优化供给侧结构。二是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通过财税体制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采取结构性减税政策，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物流成本等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中小企业融资便利化。通过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提高的企业创新能力。三是推进要素的价格体制改革，矫正要素价格扭曲政策。加快推进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市场化进程，明确土地产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价格、竞争、供求机制促使生产性资源从过剩产能领域转移到有效供给不足的产业。四是推进垄断领域以及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减少国有企业与垄断的低效率，去除产能过剩的同时增加有效供给；减少市场准入限制和门槛，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机会，通过多元资本参与完善供给体系，提升供给质量与效率。 

　　（二）通过资源环境政策与创新驱动优化供给侧结构 

　　新常态下的资源环境约束倒逼机制，创新驱动机制是转变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的关键路径。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严格的环境规制实现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转型升级，向绿色生产方式转变；通过新技术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传统产业效率，改善产能低端化供给结构；通过攀登技术制高点提升产业自主创新水平，促使产业价值链向高端迈进，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首先，继续强化环境问责制，利用资源环境约束的倒逼机制实现供给端的绿色转型。通过减排硬约束转变地方政府的发展思路与理念，淡化对粗放型产业的发展力度，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过剩产能，转变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利益的做法。通过环境约束机制倒逼促使企业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推动技术创新，实现绿色发展。 

　　其次，积极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培育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提高传统制造业效率。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实现市场出清。积极发挥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促使当地进行产业升级，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支持新兴产业与新兴业态。 

　　最后，提高产业的自主创新水平，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大国家研发投入力度的同时，制定创新的精准激励政策；推进科技体制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完善风险投资体系，发挥金融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创新中的支持作用；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产业高端化水平。发挥创新驱动在提高企业供给质量与效率提升的引领与支撑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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