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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经济已步入增速阶段性回落的“新常态”，即以要素、投资为主要驱动力的高速增长暂告段落，且导致这种经济“新常态”的主因是结构性矛盾，因而，通过改革和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结构转型升级就成为主要的战略选项。接下来通过分析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程以及现阶段中国的自身优势——丰富的知识和物质资本积累、国内市场优势，进而得出创新带动的技术进步将成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驱动力。同时从资本逐利的角度得出，自主创新下的技术进步离不开金融支持，加快我国金融发展，提升金融服务现代化水平，以金融发展促进创新，同时以创新带动金融发展，发挥两者的协同效应，促进经济的内生可持续增长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进而推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链条应为：金融引导——创新驱动——结构转型升级。 

　　关键词：创新驱动；金融发展；经济结构调整 

　　一、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10日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经济“新常态”，并于当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对中国经济新常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总的来说，与过去30年相比，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呈现以下三个特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同时，从长期视角来看，中国从过去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下行至7%～8%的增长速度，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性减速，即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金碚，2015）。不管是从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的长期历史，还是从战后近7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态势来看，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经济“新常态”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同时中国人均GDP水平在2014年达到7 485美元，这表明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人国家。接下来，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如何从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应关注的重要问题。综上，厘清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脉络、探索其内在逻辑将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二、 “新常态”下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为必然的战略性选择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得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一种结构性减速，进而推进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才能提升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统筹多个维度，既要通过改革重塑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更要从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及经济的空间结构等多个维度入手，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长久以来，由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推动的粗放式的经济高速增长，在表现为低效率的同时也以沉重的环境代价为牺牲，城乡之间以及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尤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为刺激经济增长出台4万亿投资决策，这在维持经济高速增长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留下了诸多“后遗症”，如政府投资效率低下造成的低收益、盲目扩大产能导致的产能过剩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扭曲了中国经济结构，并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理论在现阶段已不能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基础理论，需求导向的强刺激政策不能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选项。与此相反，结构性改革政策就必然成为战略性选项，一方面通过改革重塑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化解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而其核心是以调结构打造经济“升级版”，也就是通过改革和调整，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同时，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自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额达到4.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所出口的产品几乎涵盖了整个国际贸易产品目录，竞争对手不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在高技术产品与先进服务领域也与发达经济体展开了竞争。自此，中国在全球经济体中不再是被动的参与者，逐渐成为了领导者。中国已无法通过单纯的模仿以及由于国外直接投资等而来的技术扩散来深化本国的工业化进程，以及单单通过扩张外部市场来拉动出口需求。这就要求中国打造新的自身竞争优势，长期以来，中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污染成本，在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与服务市场处于优势地位。但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逐渐丧失在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劳动力优势。同时，包括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方面，逐渐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发达经济体纷纷提出经济的再工业化，如德国的《高技术战略2020》、美国《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等，以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崛起导致的全球市场竞争新格局，这样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就更加紧迫。 

　　三、 创新带动的技术进步将成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驱动力 

　　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即是在即期生产中采用效率更高的技术（林毅夫，2005），在现代经济中，以创新为目的的研发活动是技术的进步主要源泉（熊彼特，2000）。且已成为主流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更是突出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把研发活动作为企业的内生决策行为，揭示了创新驱动下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新常态下我们不仅要发掘和塑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更要通过改革和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此处经济增长应为整体技术水平提高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为不同产业部门比重调整以及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所导致的地区经济结构的变迁。国内外相关研究都表明，技术进步、劳动力生产率提高等是促进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如Rossi-Hansberg和Wrigh（2007）建立不同技术冲击下的一般均衡增长模型，分析了地区经济规模收益递增和总量经济规模收益不变共存的现象。该研究的重要启示是，劳动生产率是影响地区经济结构或全局经济结构的至关重要的因素。黄茂兴等（2009）提出了技术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发展，而技术选择又直接影响产业升级。因此，由自主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将成为新常态下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以及促使经济结构演进的主要驱动力。 

　　在低收入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相应的技术进步主要来自于学习与引进。现阶段，环境和物质资源供给严重不足已无力支撑已经达到较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且随着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依靠模仿而获得的边际收益在逐渐降低；其次，经过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储备了丰富的知识与物质资本，这将成为我国进行自主创新的坚实基础。且调查显示，2014年在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贡献同比下降的情况下，新兴产业发展迅速，重大技术装备、互联网、机器人、电子商务和节能环保等行业高速增长。在现阶段我国科技水平尽管在整体水平上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很多领域中国已经涌现出一批能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成为中国的新的竞争优势。同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跨越式发展，并且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为中国的技术创新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储备。同时，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高技术人才的工资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这样虽然中国逐渐丧失了在低端产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在高科技领域，相比于发达经济体，中国依然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这就为中国在革新技术和产品创新以及引领世界的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集聚了大量的优势，也大大增强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乃至赶超发达经济体的能力。 

　　同时，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进程来看，不管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亚洲的日本以及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都是依靠创新的驱动，保证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且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对于经济体而言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并能增强经济体的韧性。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相比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美国和德国的恢复就更快。美国是得益于其无与伦比的知识储备而产生的强大创新能力，德国良好的工业基础保证了其产业的创新能力。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国家、委内瑞拉在内的拉美国家以及俄罗斯，这些资源型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比过大的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进入了长期的衰退。这就是产业结构的单一无法支撑技术的革新，直接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如何解决经济发展困境时，就特别强调了国家经济要多元化。从古典经济理论来看，由创新催生的产业模式的多样性是经济多元化的前提条件。 

　　四、 “新常态”下金融发展是推动创新带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 

　　从货币经济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是由资本逐利推动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演变也是资本逐利的具体体现。资本的逐利性要求资本自然回流入到获利最高的产业或行业，但在不同时代和经济和经济环境下，高利润的行业和产业是在不断变化的，而这些行业也是当时情境下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推力所在。新常态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利润源泉在发生着变动——由模仿型模式向创新型模式变化（刘骏民，2014）。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成长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也是大量模仿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阶段，当时，引进国外技术即可获得较高利润，这也间接阻碍了我国的自主创新过程。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需要实现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依赖于传统的引进型或模仿型技术进步的利润已经十分微薄（次贷危机以来东部地区加工型中小企业的破产潮就是一个缩影），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更多的依赖于自主创新带动的技术进步。需要注意的是，经过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已经积累了庞大的货币资本，截止2014年底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13.9万亿元，外汇储备为38 430亿美元。即中国正在进入“廉价资本”的时代，充足的金融资本必然在高回报驱使下流向创新领域，进而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 

　　对于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熊彼特早在1911年就阐述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金融体系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增长。对于金融发展与创新的关系，国内外大量研究都显示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存在正的促进作用，并从多个角度对此进行了相关的阐释。如Aghion和Howitt（1998）认为作为一种知识资本，金融创新可以加快资本积累速度，使得非金融企业获得更多研发资金，间接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在国内，叶子荣和贾宪洲（2011）等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自主创新之间存在耦合协同关系，金融服务能够为创新提供有力辅助。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自身体制和政府管制的种种原因，中国的金融发展总体上还是比较落后的，在有效配置资本资源、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欠缺。如宋铮（2011）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金融结构的特点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症结，而金融系统未能有效率的分配资源就是原因之一。从微观层面来看，对于中小微型企业，这些企业的金融服务仍然是供不应求。现代经济条件下，创新的活力往往来自这些中小企业或者是创业团队，在互联网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但是在中国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发展水平的约束下，这些企业或团体的创新项目往往面临资金约束，从而阻碍了创新成果转成产品。其次从区域层面来看，金融资源在区域间分布是不均衡的，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现象，但是在中国金融中心的辐射能力很有限，像远离北京、上海、深圳等金融中心的中西部地区就因为缺乏诸如资本市场的支撑而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从消费金融来看，因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消费金融在我国未来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其次，参照发达经济体经验来看，服务业的发展更需要金融服务的支撑，在我国服务业已经在经济总体中所占比重超过50%，在未来一段时间肯定会加快发展，相应的金融服务水平也应有所提升。 

　　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时的资本匮乏步入了资本相对充裕时代，而且之前过度投资造成了大量的产能过剩。一方面，中国过剩的产能需要在国际上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令一方面，中国积累的大量资本需要实现较高边际收益，探寻更高的增值空间。这必然离不开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相应的金融服务的国际化。总而言之，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下，随着中国经济空间的拓展，资本和产能的转移更需要更高水平的金融服务水平为支撑。 

　　总之，“新常态”之下，自主创新下的技术进步离不开金融支持，加快我国金融发展，提升金融服务现代化水平，以金融发展促进创新，同时以创新带动金融发展，发挥两者的协同效应，促进经济的内生可持续增长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五、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链条应为：金融引导——创新驱动——结构转型升级。其中，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在资本配置、风险管理、信息提供等领域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更离不开金融发展的支持。“新常态”下，金融发展一定要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使得金融资本能够流向具有创新活力的部门和行业，避免金融部门成为实体经济的“剥削者”以及金融资本“空转套利”的现象。创新将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完成结构转型的关键，并是主要驱动力。在现阶段，中国在很多领域（尤其是高科技领域）已经培育出一批能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同时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为中国的技术创新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储备，并且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创新型人才具有较高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些将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同时中国庞大的产品消费市场，也会成为企业进行创新研发的重要诱导因素。 

　　综上，可以得出，尽管“新常态”下中国的发展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区域间及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等，但这些都可纳入一个框架解决，即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依靠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将会成为“新常态”下中国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后发经济体的优势所在。最后，自主创新下的技术进步离不开金融支持，加快中国金融服务的现代化进程与国际化水平，使之与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诉求相耦合，同时以创新带动金融发展，发挥两者的协同效应，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 金碚.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1）：5-18. 

　　[2] 林毅夫，张鹏飞.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1）：53-74. 

　　[3] 熊彼特·约瑟夫.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 黄茂兴，李军军.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7）：143-151. 

　　[5] 刘骏民.决定中美经济未来差距的两个基本因素——虚拟经济视角下的大趋势[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1）：52-71. 

　　[6] 叶子荣，贾宪洲.金融支持促进了中国的自主创新吗[J].财经科学，2011，（3）：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