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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有利于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的波动与循环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任何经济运行都是在波动中发展的，这种波动性又呈现出周期性。如何把控经济发展的波动性，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是经济监管中的重要课题。构建逆周期金融监管能够从全局的视角，预测出经济扩张时期风险的集聚，经济衰退时期风险的集中释放；它要求企业顺应经济周期的过程和阶段，通过制定和选择富有弹性的、灵活的应对战略，来抵御经济震荡，减少不良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构建逆周期金融监管能够监控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繁荣和萧条交替的周期，能够运用宏观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经济繁荣时采用收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6]，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三、“逆周期”视角下中国的金融监管路径选择逆周期的政策选择也叫逆向政策选择，是相对于经济社会正常发展状况之下经济学分析所支持的各种公共政策和微观经济措施而言的，是一种逆向思维的思想。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警示我们，“经济系统的周期性波动并不单单源于外部冲击，市场的反馈机制对经济波动也会产生显著效应。如果存在大量的正向反馈，就会显著放大系统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加剧系统的不稳定性”[7]；如果是负向反馈，将减少经济的震荡。加快建立逆周期调控机制正是调控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它是现代经济发展和市场调控的必然要求。

　　第一，确立经济波动中“逆周期”的监管理念。逆周期的监管包括了监管目标、调控手段、政策体系、机制建设等，涉及银行、影子银行、资本市场和经济调控等方面，它能够将经济波动中的周期性震荡和各种风险性因素进行战略审视。实行逆周期的金融监管，可以依据经济的周期进行反向调整，在经济繁荣时，提高金融监管标准，“当经济金融萧条时，金融监管当局可以采取反向措施，使金融机构有足够多的资金应对危机，进而达到增强经济发展稳定性、熨平经济周期的目的”[5]。逆周期金融监管的意义在于：一是不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还要考察资源整体的流动性状况以及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分布；二是不仅需要考虑社会融资总量以及监管目标，而且还需要监管基础层面的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比率等监管新手段，监管和调控信托贷款、理财产品等。逆周期监管理念的确立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第二，科学设置和合理界定监管机构。要实行逆周期监管，必须科学设置和合理界定监管机构。监管机构代表国家相关部门，具有监管权和执法权，它需要对经济运行进行日常监管和持续跟踪。一般来讲，监管机构应包括金融监管与经济监管、政府监管与市场监管、宏观监管与微观监管等监管机构的设置。科学设置和合理界定监管机构在经济波动中非常重要：一是它能为经济波动的监管提供组织保证，二是能够为逆周期监管提供具有公信力的政策措施，三是可以杜绝各种社会机构带来的虚假政策引导。

　　第三，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经济的波动性和周期性必然带来金融的风险性，因此，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刻不容缓。从经济发展的实践来讲，经济危机往往是由经济和社会的各种冲击而形成的。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会有多年的潜伏期。尽早预测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管理部门能提前作出政策反应，从而降低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失。构建逆周期预警系统的意义在于：一是不仅能识别经济出现的风险性和脆弱性，还可按经济危机的影响程度来排列；二是从经济波动性的周期来讲，建立逆周期金融监管的监测长效机制需要“从预警方法、预警指标、预警模型、制度安排与管理信息系统等多方面入手。在数据库、指标临界值、危机发生的判断标准、预警信号发布、警报发出后的应对措施等方面步步为营，逐个落到实处”[5]。

　　第四，逆周期的金融监管需要建立协调机制。实践证明，逆周期金融监管既不同于对日常货币政策的管控，也不同于对微观机构的监管；不仅需要对一系列单个金融机构的监管，而且需要对金融体系中的利率波动、汇率规则、资本投放等一系列环节进行政策管理。特别是逆周期金融监管涉及“指标选取、信息获取、模型甄选和构建等诸多内容，必须要建立一套相对和谐的协调机制才能运转。完善逆周期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就是应对经济周期波动性，在时间轴上建立‘损有余、补不足’机制，也就是在经济高涨期留存储备以冲销经济衰退期的损失”[8]。由于我国目前采取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工监管的格局，在逆周期金融监管背景下，必须强化人民银行与各专业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工作机制，使平衡货币政策目标与宏观监管目标协调统一。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在资本、杠杆率、流动性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做到总体协调、分工负责，实现逆周期金融监管的目标。

　　第五，降低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传统的宏观审慎监管忽视了金融市场中微观主体竞争的同质性、金融制度的顺周期性、金融市场透明度不足以及金融过度创新后监管不到位出现的杠杆率过高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对金融稳定来说是最严重的威胁。资本监管要求应随着经济步入周期的不同阶段应时而变，强化金融体系顺周期性既有金融机构的内部因素，也有外部规则因素。内部因素包括风险计量方法和模型采用过短的时间跨度、鼓励追求短缺利益的激励机制和金融机构在发展战略、风险管理模型和风险暴露方面的趋同性等；外部因素包括关于信用评级法的规定、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等。在景气时期设定较低的不良贷款率监管指标以抑制信贷扩张，在萧条阶段则提高该项指标以刺激放贷[9]。

　　第六，逆周期视野下要实行动态拨备覆盖率监管。在顺周期监管体制下，贷款质量较高，贷款损失拨备计提水平较低；但到了逆周期阶段，萧条的市场必然带来贷款质量恶化，需计提较多的贷款损失准备。经济实践证明，经济繁荣阶段时应对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提高监管要求，在逆周期监管体系下就必然要降低，使商业银行在景气阶段计提的较多资金可以用于萧条阶段弥补贷款损失，从而达到“以丰补歉”之效[10]。建立健全与新增贷款超常变化相联系的动态拨备要求和额外资本要求，通过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平滑信贷投放、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实现总量调节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机结合，从而大大提高金融监管的弹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