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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管理人性假设中制度制约的必要性与各种人性假设息息相关，从性恶论（X理论）、性善论（Y理论）、人性可塑论（超Y理论）出发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超Y理论貌似全面但是却不够准确，本文力图从修正的人性可塑论出发，为管理中的制度约束问题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

　　关键词：性恶论性善论超Y理论修正的人性可塑论

　　无论东西方在历史上都对人性的善恶做了一定的假设性的分析，笔者通过对于这些理论的分析发现，制度约束无论在哪种人性假设的背景下都是非常必要的。

　　性恶论与X理论

　　性恶论在我国渊源久远，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和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均主张该学说。荀子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恶的，凡是人都有"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的特性，"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可见荀子的看法中，人从其本性出发，都有趋利避害的特性，那么如果对其缺乏约束和必要的限制，将会导致人心腐坏，世风日下。因此非常有必要从外部的规范出发，制定规范，强化礼义之道，才能实现良好的统治秩序。

　　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韩非子说的更为明确，人性本恶，治本无望，故退而求其次，则恃法而治。因此他对于教化等方式甚至都持一种蔑视的态度，他认为对于奸人，父母、乡人和师长都不能使之改正，只有"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

　　这里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和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尽管都持人性本恶的观点，但是其把握的程度还是存在一些差别的：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尽管认为人性恶，但是他认为通过礼义教化尚可以使其改正。因此，他的结论是走向较为缓和的道德礼义的教化。但是韩非子对于人性就持着完全的失望态度，他走到了极端，认为人性的恶，根本不能指望教育之类的行为能有效果，只能指望通过法律的威吓作用使其有所改变。可见，同样主张人性恶，但是其把握的程度和分寸都是不同的。那么相应的，在管理中制度约束的定位上，荀子和韩非子当然也有差别，荀子的看法中制度约束也许仅仅是辅助性的作用，但是从韩非子的立场的出发，则会得出：管理的目的要得以实现，其主要依赖的就是制度约束这样的结论。

　　西方的科学管理的理论也是以人性恶作为理论出发点的。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在《企业的人性面》（1957）一书中提出的"X理论"，他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理性地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正因为如此，人的天性是懒惰的，不会积极主动的去工作，只有使用外部的约束才能够使其努力于组织目标的达成（罗海成，1996）。可见X理论中也要求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以赏罚分明来实现严格的管理和控制。

　　从这里可以看到，无论从性恶论的角度出发，还是西方的X理论出发，都对制度约束有很高的期望。正是同样出于对人性的悲观态度，才使得他们更为强调制度约束。这样的选择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走到了韩非那样极端的程度，在管理中，将导致对员工缺乏基本的信任。其实，从管理的角度，如果仅从性恶论的角度出发，也不能走到极端，尽管要强化制度约束，但是同时也务必保持必要的余地。以制度和礼义教化双管齐下，才能有更好的效果。所以即使依照性恶论进行管理活动，似乎也是荀子的观点更为符合客观的需要。

　　性善论与Y理论

　　孔子和孟子是提倡性善论的典型代表。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从殷商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学中，发现了"人"，解放了"人"，提出了"人学理论"，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首创了儒式人本主义"仁学"。对人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赵华，2003）。孔子还特别强调德治的地位，在他看来德治、人治显然优于法治（郭建等，2006）。孟子的观点更为鲜明，他认为人之善性是先天所具有的，是人本性所使然。孟子进一步提出"仁政"主张，认为"仁政"就是要"以德服人"，而不是"用力服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可见，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先天就是有善念的，人本性如此，那么只要以礼义教化进行感染就足以使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说，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人性善的观点，将人的重要程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管理的角度出发将人作为管理的中心，只要通过自律和简单的教化，就能够使得各方面协调统一，达到管理的预期目的。那么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制度约束的地位就被放到了比较从属的位置上了，管理中首先要依靠被管理者的自觉性来进行，制度约束的作用几乎成了摆设。

　　与性善论相对应的是西方的Y理论。麦格雷戈提出了Y理论的人性假设，试图说明和解决人的自我目标与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该假设认为：人不是天生厌恶工作，如果某件工作是他所喜欢的，工作起来如同游戏和休息一样自然；要使人们为组织的目标而努力，外在的控制和惩罚不是唯一的办法。人在完成自己所承诺的工作时，将会自我督促和自我控制；在适当条件下，人们不但能接受、而且能主动承担责任；对目标的参与是同获得成就的报酬直接相关的（宋汝余，2005）。

　　从性善论和Y理论的角度出发，对于被管理者是一种完全信任的态度，因此规章制度在这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人们更愿意寄望于们的自律，而不是外部的强力约束。可以说，性善论和性恶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将制度约束放置的位置是不同的，一个更加强调制度约束，也就是外力的介入，来保证管理效果的实现。而另一个则更为强调自律，认为被管理者的内心自觉性就足以保证管理目的的实现。那么该如何评价二者的利弊得失呢？

　　性恶论及X理论，其优势在于认识到了人性中的阴暗面，明确了有效的制度约束是得以克服这些人性不足的有力武器。这是其长处，但是其明显失于极端。该理论将人仅仅视为机器或者工具而已。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尽管可以收到纪律严明的表面管理效果，但是实际上却极大的抹杀了被管理者的人格与个性。不仅不利于其个人创造力的实现，而且同时也会使得整个团体的整体亲和力大为下降。被管理者沦为完全的工具，这样，有个性的个体一有机会就会逃离这样的团体，这样会从根本上动摇该团体进一步发展的根基。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成功的管理模式中，几乎没有这样完全依靠强力制度约束就得以成功的例子。甚至可以说，这样极端的管理模式是不够人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