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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百余年来，《资本论》在我国的传播与我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之间具有很大的关联性。解放前，文化基因的亲和性，决定了我国对《资本论》发展理念的认同与选择；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对《资本论》的生产关系范式的研究与传播中开发出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对《资本论》的生产力范式的研究与传播中开发出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正从对《资本论》生产力范式与生产关系范式合题状态的研究与传播中开发出效率与公平保持张力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资本论》的传播始终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保持高度关联性，因而，加强《资本论》的研究与传播，对我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与践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资本论》；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生产关系范式；生产力范式；探索 

　　中图分类号：FA8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4）07—009—05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无数中外名著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历史面貌，例如，构建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内核的《论语》、《道德经》等诸子百家著作，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富论》、《物种起源》等西方文明经典。但是，纵观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史，我们认为，最深刻地改变中国社会的著作应为马克思的鸿篇巨著《资本论》。《资本论》是马克思系统考察现代社会的学术成果，也是其一生中最伟大的著作。百余年来，全世界对《资本论》的研究与传播时而高潮，时而低谷，但从未间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引发人们研究和阅读《资本论》的热潮。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上下求索，探索复兴之路。中国这一百多年探索发展道路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资本论》密切相关。解放前，通过几十年的文化选择，我们最终找到了与我国文化基因具有亲缘性的《资本论》；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我们从《资本论》的生产关系范式中开发出了计划经济的建国之路；改革开放后我们从《资本论》的生产力范式中总结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富国之路。当前，我们诉诸于《资本论》生产力范式与生产关系范式的合题状态，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中国梦”。本文将梳理《资本论》在我国从解放前到改革开放后的传播史与中华民族发展道路探索史的关系，从而得出对我国未来发展具有启发性的学理观点。 

　　一、解放前《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资本论》中的文化范式与中国文化道路的选择 

　　历史变革产生文化选择问题。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微与列强的侵略昭示着我国封建统治的土崩瓦解，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在传统文化无力抵抗西方文明的事实前自觉地寻找民族文化复兴之路。甲午海战的惨败终结了满清通过“洋务运动”维护封建统治的幻想，戊戌变法的失败让国人走到了改良道路的尽头，此时的中国社会又回到发展道路的抉择中。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市场，冲开了国人封闭已久的视界，同时也展现了西方发达国家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中华民族的富强提供了新的选择。马克思坦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大量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来到西方“取经”，探求强国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各派学说先后传人中国，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学说就是在这样一种文明激烈碰撞的历史环境下进入国人视野的。 

　　1899年4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合作，在由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一百二十三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相争相进之理》的文章。该文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偲（即马克思——引者注），主于资本也。”1902年，《新民丛报》刊登了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文中提到了马克思学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日麦喀士（即马克思——引者注）之社会主义，二日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随后几年内，中国社会出现了翻译社会主义著作的热潮，其中，《近世社会主义》的中文译本在介绍《资本论》时曾这样说道：“加陆·马陆科斯（即马克思——引者注）创设社会主义之实行，与国际的劳动者同盟，以期社会之雄飞，其学理皆具于其《资本论》。”并称赞《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 

　　与《资本论》相伴而来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潮和在这一思潮影响下而产生的三民主义，以及基于反思辛亥革命失败而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等，这些思潮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诉求。然而，为什么只有《资本论》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思潮能够为中国社会所认同和接纳，并最终成为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呢？这涉及到一个文化选择与文化移植的问题。 

　　《资本论》产生于欧陆文明谱系。马克思本人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颇深，《资本论》中蕴含了很深厚的德国古典文化底蕴。而德国古典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又具有一定的相通或契合之处。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德国地处欧洲内陆，与海洋国家英国相比交通闭塞，所以德国的贸易并不如英国发达，因而也没有发展出成熟的以商品交易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学体系。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也看到这一点：“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长的土壤。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由于商业贸易的不发达，社会并不需要对现实层面的物质利益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因而以思辨为主要思考方式的古典哲学成为社会主要的研究课题。所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著名经济学家在大不列颠生成，而伊曼努尔·康德、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等哲学家降生在德意志大地上。与德国类似，中国大部分领土处于内陆，中国古代社会的商业贸易并不成熟，相反地，读书人饱受社会的尊重。这些因素都催生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数千年历史的流变，中国大陆文明的思辨传统一直传承下来。从文化模式的比较对照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德两国有诸多相似之处，进而《资本论》的文化范式才得以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框架内，《资本论》才能为中华民族所接受。当然，这一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它经历了国共两党几十年的主义之战，最终，经过历史的洗礼和人民大众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也从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我国对《资本论》文化范式以及对《资本论》内含的发展道路的接受。

　　二、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资本论》中的生产关系范式与计划经济 

　　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在建国之后，如何发展国家便提到日程上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自然需要从《资本论》中开发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资源。而深入的研究需要更为精确的《资本论》文献，翻译《资本论》就成为国内学界首要的理论工作。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所翻译的《资本论》的修订版；1963～1966年，郭大力、王亚南根据德文原版，并参考英译本以及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资本论》部分对原有译稿进行修订；1975年，中央编译局参考郭大力、王亚南的修订版，并根据德文版翻译，由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资本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有大量的准备资料，包括学术史研究、笔记和手稿等。这些资料对研究《资本论》的形成及发展，还原马克思真实思想大有脾益。因而，学术界开始大量挖掘《资本论》手稿。《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三册中文译本相继于1972年、1973年和1974年出版，并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版的第26卷。而被马克思誉为“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中译本（1983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和《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等重要文献资料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这些文本的出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资本论》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