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以这些文献为基础，同时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这个阶段我们主要基于生产关系的理解模式展开对《资本论》的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地论证了商品价值的来源是抽象劳动这一规律。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可以得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只有劳动者才能拿走创造出来的价值，而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等并没有创造价值。因而，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拿走剩余价值就是对劳动者的剥削。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劳动者以及其他要素的所有者处于“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凭借其对资本、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权而无偿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阶级由于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而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仅能获取维持自己及家庭生存的必要生活资料。这种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不仅造成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上升，而且导致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在发展上的贫乏。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资本论》的研究和传播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成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主要理论依据。1954～1956年，我国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赎买民族资本等方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我国形成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按照《资本论》生产关系范式对公有经济资源进行计划机制配置。至此，基于私有产权的剥削关系被消灭，全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即“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所以，在《资本论》生产关系范式的指导下，我们系统地建立了庞大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公有制的经济发展模式。 

　　所以，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我们一直按照《资本论》的生产关系范式所要求的消灭资本、消灭私有制的构想来建设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后，生产资料归国家、集体所有，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分配关系并不是对抗性的。“消除两极分化”的社会建设理念也使得物质财富在社会大众中较为平等地分配下来，不同阶层间的贫富差距较小，社会关系较为和谐。在“简单明了”的“社会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下，整个中国社会处在一种较为公平的发展状态。但是，这种发展状态无法激发各种要素的潜能，从而使得国家建设的效率不足，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 

　　三、改革开放后《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资本论》中的生产力范式与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后，《资本论》的传播显示出了新的特点，从《资本论》在高校经济学教材中的引用情况，我们发现，建国以来的经济学教材中，《资本论》被引用的频率在改革开放前后变化显著：改革开放前，经济学教材中对经济学经典著作的引用主要是甚至全部是来自于《资本论》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经济学著作；改革开放后，《资本论》等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引用频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例如，1987年版的《农业经济学》对《资本论》的引用次数为76次，而在2003年版的《农业经济学》中，绝大部分的引用内容直接来源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资本论》的引用大为减少。 

　　教科书的变化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转变。建国后，尽管我国生产力水平提高得很快，但一些生产要素并没有发挥出它们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针对效率不足的现状，我国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释放生产要素的潜能。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对《资本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生产关系层面，而较少触及到生产力和资源有效配置层面。而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之前，市场经济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运行了几百年，由此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市场经济理论，即以《国富论》为基石，以研究市场为导向的西方经济学。正因为这一点，西方经济学在为西方国家开辟全球市场的同时，也在亟需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中国拥有了“市场”。市场机制的建立，使得西方经济学似乎成为了中国经济理论中的“显学”。而计划经济的长期践行也给《资本论》贴上了这样的“标签”：《资本论》只适合于计划经济时代。因而，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讨多集中在“效率优先”这一主题上，《资本论》的研究与传播工作陷入低谷。 

　　但是，与其说《资本论》在效率优先的时代已经过时了，不如说我们并不了解《资本论》中的生产力维度的研究，其实，《资本论》是把对生产力的研究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的。通过深入考察，我们发现了《资本论》中生产力范式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由技术、分工和自然力决定。由于自然力是自然无机环境特有的，这里我们只研究技术和分工如何发展生产力。计划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哪种更有利于提升技术和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水平呢？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答案，因为其涉及到对人的发展阶段的考察。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社会的人，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生成不同的人的存在方式。在物质需求还不能完全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每个人追求着自己的物质利益。在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的大背景下，什么样的方式能更好地提升技术和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水平呢？无疑是市场。市场经济中，企业只有通过改善技术和分工方式才能使个别劳动生产率高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够极大地激发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热情，从而不断提高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所以，在我国现有的发展阶段，《资本论》所包含的生产力范式与市场经济高度契合。而且，由于建立在更为深层次的劳动价值论的语境中，《资本论》生产力范式中所蕴含的市场经济分析框架比西方经济学中所蕴含的市场经济分析框架更为本质。

　　《资本论》的生产力维度对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的现状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作用，并进入到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一系列改革主张与经济政策中。我们知道，针对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情况，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那么，我们如何提高生产力？“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所以，我们需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诚如邓小平所言：“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作为资源配置手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引入市场经济机制。邓小平理论中的这些观点无疑深刻地再现了《资本论》中的生产力范式及其市场经济思维，并从最大意义上证明了《资本论》在我国市场经济时代的深层次“在场”。 

　　四、未来《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资本论》中的双重分析范式合题与中国梦 

　　进入新时期，对《资本论》的重视和传播再次成为国家与理论界的自觉。与之前《资本论》在我国的传播不同，新时期的《资本论》研究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合题”视角。这一合题是在对以市场理性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的综合审视中逐渐生成出来的，合题的发展状态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孜孜以求的学理目标。 

　　向这个合题的发展状态演进，需要我们综合运用《资本论》中的生产力范式和生产关系范式理论。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是有本质区别的：自然界是不“纠结”的，是一重性存在的；而人类社会是“纠结”的，是双重性存在的，诚如马克思所言，“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人的这种双重性存在决定解决社会问题的双重性思维。所以，马克思曾经对传统的国民经济学家批判道：“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这说明现代社会仅有竞争这一价值观是不够的。这也是社会科学问题的复杂之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根本追求是进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在自然无机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是竞争关系；在人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是联合关系。市场经济的核心是靠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以提升一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进入联合体”是生产关系分析的终极价值追求，我们通过生产关系分析，其实不就是为了人类进人没有剥削、人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的联合体吗？从这个角度说，社会的“纠结”来源于是追求生产力还是追求生产关系，如何解决这一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永恒的矛盾呢？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终其一生为之努力的根本目的就是打造实践哲学，以彻底破解在生产力范式和生产关系范式之间不知如何取舍的纠结状态。他认为，两者之间必须在实践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张力关系，即当生产力矛盾突出的时候，我们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源有效配置；当生产关系矛盾突出的时候，社会倾向于变革生产关系。因而，在强调生产力的时候，也不要完全淡忘生产关系，而在强调生产关系的时候也不要淡忘生产力，从而完成对社会发展的双轮驱动，以解决社会发展的纠结状态。 

　　当前，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博弈格局中，我国既使自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在诸多方面看到了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不仅为我们继续发展生产力提出了非常明确的目标，同时也为我国以生产关系范式为分析框架反思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契机。在充分认识、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社会带来的影响后，我国才可以“从横向上直接移植和充分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正是人类特有的文化进化方式在‘世界历史’中的具体表现），从而不必重演西方各国的自然生长过程”，能动地超越全球资本逻辑发展道路的“卡夫丁峡谷”。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的发展才能在“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下，“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而不必陷入只重效率而缺乏发展关照的“宿命论的经济学”。的泥淖中，最终达到《资本论》的合题，即“自由人的联合体”。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中国梦”的发展蓝图，即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在保持社会活力的基础上将赋予每个人共同的、平等的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我们在继承以及扬弃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成就上反思全球化发展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既不陷入缺乏活力的空想社会主义状态，也不将社会进步片面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要能动地“在实践上放置理性与价值的天平”，所以，“中国梦”的核心发展理念是实现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范式和生产关系范式的合题。因而，“中国梦”就是《资本论》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当代现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