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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数字化发展之难

　　“大刊”首先体现在传播领域的强势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不管通过何种方式实现了高校学报的专业化和集约化之后，是否真的做“大”了，还要在传播领域接受检验，得由传播效果说了算。如前所述，包括名刊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主要乃至唯一的有效传播途径就是互联网，数字化发展也就成了期刊改革主题中的应有之意。但今天当我们来谈论通过数字化传播造就“大刊”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期刊的数字化传播由商业机构集约化经营的模式已为广大学者（读者）接受，这一阅读习惯一经养成，改变就十分困难。这一事实说明，任何一家学术期刊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传播，离开了这些网站很可能一事无成。

　　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的起步，动力并非来自学术期刊特别是社科学术期刊（包括高校社科学报）自身，当时的社科期刊对网络技术和数字化几乎一无所知，期刊数字化及网络传播的起步完全依赖从事计算机网络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文献情报学专家，以清华大学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为代表的数家期刊数据库的建立标志着期刊数字化这一历史性转型的开始。社科期刊数字化网络传播这一新生事物以这样的方式问世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社科期刊与这些新兴技术距离太远。但是，对技术的外行并不能成为全学报行业对新传播形式漠视的理由，特别是这一漠视竟然持续了十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

　　期刊对数字化传播的集体不介入使得这些期刊数据库网站与入编期刊的关系呈现出如下共同的特点：（1)期刊数据库网站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实行了商业化运营，但为这些网站提供上游产品的入编期刊的付出与所获得的回报却极不相称，数字化时代最宝贵的资源--期刊原始数据几乎是白送给数据库网站，甚至还有付费倒贴的。(2)虽然建立的是期刊库，但其建库模式及服务模式的确定并没有期刊的参与，且为了建库的需要，不顾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规律及传统惯例，生造了一套论文注释编排规范，通过期刊强加给研究者。（3)为了数据库的营销以及建立数据库的品牌，有意淡化期刊的形象，期刊在数据库中的形象和地位皆模糊不清，剩下的只有唯一的“大刊”和“强刊”--数据库本身。（4)除个别期刊外，各数据库与期刊所签署的入编合同（或类似协议）都是由数据库一方单独拟定的格式化合同，尽管每一条数据都来自期刊，但这些合同不仅将期刊一概排除在数据库的拥有者之外，还无一例外地将获得作者授权和向作者支付著作权使用费等关键性责任推给了期刊。上述四点足以使期刊的弱势地位显露无遗。

　　这样的合作关系（如果这也叫合作的话）在这些期刊数据库开始营运时就确立了，在十多年发展过程中，尽管有包括学报人在内的许多期刊人对此进行过颇为激烈的批评，但由于集体无意识，收效甚微。期刊数据库网站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争取利益的最大化无可厚非，而期刊行业组织的不作为才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只要这样的关系依然不变，那么名刊学报的“做大”，就十分困难。

　　因此，笔者以为，名刊学报的数字化发展难在与现有的期刊数字化平台的拥有者--各期刊数据库网站进行平等合作并促其进行合理化改造。

　　4.合理评价建立之难

　　与传播效果决定了期刊的大小一样，社会评价决定了期刊的强弱。合理评价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强刊”的肯定，而且还在于帮助“弱刊”找出原因和选择对策，从而实现由弱转强。从这个意义上说，期刊评价的作用是不可取消或难以替代的。但在今天的期刊评价中，大行其道的排行榜和排名表不但起不到这样的积极作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期刊评价的现状使期刊特别是急于做强的名刊学报面临两难选择，是跟着评价机构排行榜和排名表的“指挥棒”走，还是按学术规律办事。正确答案显然是后者，但选择这一答案，在与迎合评价机构偏好的期刊竞争时，就可能落败，成不了强刊；而选择前者，评价数据好看了，学者们却不买账，强刊照样难以真正建立。

　　困难还在于即使选择了正确答案，也还存在如何应对排行榜和排名表的问题，因为它们中的一部分并非毫无道理或一无是处，果真如此的话，没有一家评价机构能够长期生存。应该看到，但凡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排行榜和排名表的背后，都有大量的数据支撑，而真正有价值的是这些数据。如果评价机构不对排行榜和排名表情有独钟，而是能与学者、期刊人一起共同对这些复杂的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就能透过数据的表象看到本质，进而拿出建设性的意见。如此，在学者和期刊人眼中，评价机构的角色也许会发生转化，由“指挥棒”变为可以助一臂之力的浄友。评价机构的积极作用当在于此。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也包括某些评价机构投权力部门所好的刻意引导），排行榜和排名表成了评价机构最大和最显著的“成果”，人们只见排名，而无视数据所能提示的意义，不啻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近年来，评价机构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评，原因多少与此有关。笔者以为，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的建立，理应包含对评价机构搜集、统计和整理的大量数据的合理运用；而那些对评价机构谩骂式的所谓批评，并无助于合理评价机制的建立。

　　在与评价机构的关系上，评价机构固然有自身的问题，但学报界的集体失语和无原则的迎合也是评价机构负面作用的放大镜。评价其实并不是评价机构的专利，学术评价在本质上是属于本专业学者和专家的事，期刊编辑特别是资深编辑在评价方面也有发言权和参与权，作为学报自己的组织--行业协会，更有不可推卸和放弃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