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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结果表明，电力使用效率对电力消费的长期效应值为负，且效应值相对较大，表明电力使用效率的提高是抑制电力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从具体的效应值看，经济增速越快，估计所得到的电力使用效率对电力消费的弹性系数值越高。这意味着在经济增速放缓时，电力使用相对有效，相应地对电力消费增长的影响也就较小;而经济增速加快时，电力使用效率尚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其微小的提高即会对电力消费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从我国的现实特征可知，2003年以来，在新一轮的投资扩张中，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高耗电行业的盲目投资与低水平重复建设致使这些行业的用电增幅均超过12%，其中钢铁行业的用电增幅达20%，四大行业用电增加量占工业用电增加量的40%以上，但它们对工业GDP增加量的贡献不足20%。因此，从电力使用效率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增长的高速扩张是一种粗放式的，其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这启示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要通过结构调整合理配置电力资源的利用，同时运用技术进步以推动技术节电，充分发挥电能的产出效用。

　　估计结果显示，在人均GDP增速高于7.479%时，电价对电力消费的弹性系数为负，但其估计值很低;而在人均GDP增速低于7.479%时，电价对电力消费的弹性系数逆转为正。这表明我国低水平的电力价格使电价在电力市场上并未起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我国终端零售环节的电力价格并未完全市场化，电价的形成机制缺乏科学性和透明度，如峰谷分时电价力度不够，分类电价并没有反映用电成本等，而电价作为政策工具的使用更加弱化了电价对电力消费的调节作用。

　　从我国的实践看，当经济增速放缓时，各地区为保增长通常给予高耗电工业企业优惠电价;而当经2005年的产业结构变量由2004年的1.010演化为1.031，上升了2.060%，这种结构变化不利于电力节约，促使当年电力消费增速加快了0.276%。例如，2009年3月，针对部分省市为应对经济增长放缓、高耗能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而出台措施对高耗能企业实行优惠电价，国家发改委、国家电监会、国家能源局下发通知要求清理优惠电价以抑制高耗电行业的过快发展。

　　科技与经济我国经济增长对电力消费的阈值效应分析济快速增长时，受制于电源、电网建设滞后导致的电力紧张或供电质量不高以及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影响，电价通常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并存在严重的交叉补贴。实证结果反映了我国的上述事实。可见，电力价格的形成机制以及由此导致的低电价使得其并未在电力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扭曲了电力资源在各经济部门中的配置，进而扭曲了各经济部门的内部结构。改革电价形成机制，尽快形成电力价格对电力消费和投资的引导和配置作用不仅是电力工业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节能减排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四、结论

　　本文针对我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构建了电力消费的阈值协整模型，运用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FMOLS)和仿真实验实现了阈值及阈值协整模型的估计，并基于残差分块的思想实现阈值协整检验。研究结果揭示了我国电力消费与其影响因素因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具有的长期非线性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电力使用效率和电力价格对电力消费的长期效应，基于人均GDP增长率是否小于7.479%、大于9.184%或者处于7.479%～9.184%而发生非线性转移。这表明基于线性假设的协整模型无法解释我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偏离。

　　第二，整体上看，经济增长显著推动了电力消费增长，电力使用效率的提高则是抑制电力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以“退二进三”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电力消费具有“结构红利”现象，但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其效应值存在显著差异。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放缓，降低了结构调整的“节电红利”效应，而电力使用效率并未得到有效提高;而当经济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高耗电行业增速放缓使得工业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但第三产业增速的同步放缓弱化了结构调整对电力消费增长的“抑制”作用;当经济增速处于7.479%～9.184%的适度增长区间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具有最大的“节电红利”效应。由此说明本文结论所隐含的意义:适度降低经济增速为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加快发展低能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坚定不移地推进结构调整，是我国实施节电(能)降耗的必由之路。

　　第三，电力价格形成机制的扭曲削弱了电价对电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不利于节电降耗，推进以电价改革为核心的电力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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