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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二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方程3、4的回归结果。方程3的检验表明，企业采取前瞻型环境保护战略与环境管理控制显著正相关。另外，企业资产规模越大(K2)，越有能力推行前瞻型环境保护战略。方程4的检验表明，前瞻型环境保护战略与政治关联一个因子的交乘项(X2X4)同企业实施环境管理控制显著正相关。而且，监管相对严格的发达地区以及资产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容易选择前瞻型战略，并通过政治关联推进环境管理控制来实施这一战略。综合两个方程的检验结果，我们得出给定其他影响因素(地区、产权、资产规模)，企业推行前瞻型环境保护战略与实施环境管理控制显著正相关，而且政治关联在这一关系中具有正向中介效应，即帮助企业获得前瞻型战略的收益，即假说2a和假说2b得到支持。

　　对于本文提出的假说5和假说6，作者构建联立方程5、方程6，用以检验企业是否以政治关联替代环境保护战略，逃避环境保护责任。其中，变量X3代表企业的污染战略。

　　方程5:X3=б0+б1X4+б2X5+б3Y+б4K1+б5K2+б6K3+ε5

　　方程6:Y=ъ0+ъ1X3X4+ъ2X3X5+ъ3K1+ъ4K2+ъ5K3+ε6

　　基于二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方程5、方程6的回归结果。方程5的检验表明，企业政治关联的一个因子显著正相关，企业环境管理控制同污染战略显著负相关。这意味着企业在调动政治关联为其污染行为寻求保护，即以政治关联替代环境保护战略，这类企业往往伴随着较差的内部环境管理，即假说3a得到支持。进一步地，方程6的统计结果表明，污染战略与政治关联的两个因子交乘项(X3X4，X3X5)均为负，但都不显著，即假说3b没有得到支持。综合两个方程的检验结果，我们得出给定其他影响因素(地区、产权、资产规模)，企业以政治关联替代环境保护战略时，环境管理控制较差，而且资产规模越小的企业，越可能选择这一战略，并通过较少的环境管理投入来节约成本。不过，政治关联在污染战略与环境管理控制的关系中是否具有中介效应，没有得到统计意义上的验证。

　　(五)研究结果的讨论与分析

　　整体上，三组联立方程的检验结果表明，给定地区、产权、资产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企业采取反应型环境保护战略与实施环境管理控制显著正相关，而且政治关联在这一关系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以帮助企业获得合法性收益，即假说1a和假说1b得到支持。另外，给定地区、产权、资产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企业推行前瞻型环境保护战略与实施环境管理控制显著正相关，而且政治关联在这一关系中具有正向中介效应，即帮助企业获得前瞻型战略的“创新补偿”，即假说2a和假说2b得到支持。但是，企业选择污染战略时，往往有较差的内部环境管理，而且倾向于调动政治关联为其污染行为寻求保护，即假说3a得到支持。

　　整体上，企业推行不同类型的环境保护战略，对环境管理控制的重视程度会有所不同，而且企业会通过政治关联的方式力图让环境管理控制的投入得到相应的回报，包括反应型环境保护战略下的合法性收益，以及前瞻型环境保护战略下的创新补偿等。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分析了企业的环境保护战略如何影响了内部的环境管理控制，以及政治关联在这一关系中发挥的中介作用。通过回顾战略管理、管理会计两个领域的文献，作者归纳了企业环境保护战略的类型、环境管理控制的特征，以及企业环境保护战略与环境管理控制的潜在关系。基于理论文献提供的启示，作者进一步引入政治关联的相关研究，评述企业实施不同类型的环境保护战略、开展相应的环境管理控制时，政治关联的潜在影响。

　　以此为线索，作者提出了3组理论假说，包括企业选择反应型环境保护战略对环境管理控制的影响;企业选择前瞻型环境保护战略对环境管理控制的影响;以及企业采取污染战略对环境管理控制的影响。在以上分析基础上，作者还预期了政治关联在其间产生的中介效应。

　　基于理论假说与调研机会，作者对中国的环境敏感产业、医药业的企业开展了问卷调查。问卷涉及环境保护战略、政治关联、环境管理控制三个理论构念。在问卷设计阶段，作者借鉴已有研究采用的量表测量上述理论构念，随后开展问卷调查，并基于调查结果对问卷数据的质量进行评估。立足于有效问卷，作者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检验了因子模型的整体有效性，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在此基础上，作者构建了3个联立方程模型，控制住环境保护战略与环境管理控制的交互影响和内生因素，从而检验本文提出的主要理论假说。

　　联立方程的检验结果表明，给定地区、产权、资产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企业采取反应型环境保护战略与环境管理控制的实施显著正相关，而且政治关联在这一关系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即假说1a和假说1b得到支持。另外，给定地区、产权、资产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企业推行前瞻型环境保护战略与环境管理控制的实施显著正相关，而且政治关联在这一关系中具有正向中介效应，由此假说2a和假说2b得到支持。但是，企业选择污染战略时，往往有较差的内部环境管控，而且倾向于调动政治关联为其污染行为寻求保护，即假说3a得到支持。

　　整体上，本文的研究结论验证了主要的理论假说(假说1a、1b，假说2a、2b，假说3a)，取得的研究发现主要包括:不同的环境保护战略蕴含着不同的逐利动机，导致在战略实施中形成了不同的环境管理控制。而企业如何从环境保护战略及其实施中最终获益，存在着关键的中介因素———政治关联。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政治关联的中介效应有两类:一是在企业实施反应型环境保护战略或前瞻型环境保护战略时，政治关联具有支持效应;二是企业实施污染战略时，政治关联具有替代效应，即以政治保护替代内部环境管理控制，以节约成本。

　　以上研究发现具有关键的理论启示。首先，过去的研究因为战略管理与会计学科的界限，没有将环境保护战略与环境管理控制共同纳入研究视野，令环境保护战略如何被实施以及环境管理控制的建设有怎样的战略动因，缺少深入的洞察。

　　那么，融合战略管理与管理会计两个领域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拓展企业环境保护的研究基础，从而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揭示关键的因素以及因素间的联系。其次，本文的研究表明，关注企业的环境保护战略还需要调查和比较内部管理控制，才能更确切地了解到企业是否切实兑现了环境保护承诺，从而避免被企业公开披露的环境保护信息所“误导”。

　　在现实意义与政策启示上，本文的研究展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环境监管体系实际上取决于企业与监管机构的博弈。基于现有制度背景，企业的环境管理控制可能受到企业战略与政治关联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那么，要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认清关键制约因素，需要从微观层面上识别企业在环境保护有关的决策中安排了怎样的战略，又如何通过环境管理控制加以实施，才能促使政策制定者以“知己知彼”的方式改进环境保护法规与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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