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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都基于人的生理属性与社会属性而产生，具有_定的同质性;又因为它们保护利益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然而，三者在保护方法与实现手段上存在共通性。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的人权属性决定了对之必须进行多元化的保护。因此，要实现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必须以公平为标准，明晰权利顺序。在某种程度上，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表征了人的不同需求层次，生存权是第1阶段的需求、发展权是第二阶段的需求、环境权是第三阶段的需求。但三个阶段的区分并非绝对，因为从总体上看，环境与发展最终是统一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生命价值至高无上，是环境与发展的起点和最终归宿，也是法律所追求的最高价值。人的生存包括自然意义和社会意义两个方面，完整的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人的本性则在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共生与和谐。自然属性的生存主要依托环境，社会属性的生存主要依赖社会。因此，完整意义上的生存必须植根于环境与发展，只有协调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使两者都能得到稳步之提升，才能求得真正的高质量生存。基于此，应明确三种权利之间的顺位。
　　(1)生存权优先。对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的综合考量，应以在环境与发展中求生存为其目标。在这个体系中，生存权居于核心，是目的性价值;环境权与发展权则围绕生存权而生、而为，属工具性价值。换言之，生存权优先于发展权和环境权，生存权是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出发点及最终归宿。一方面，生存权指引着发展权和环境权的运行，是发展权和环境权运行的目的；另一方面，生存权的保障与实现，需要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实际运行与充分张扬。生存权优先，当然意味着当发展权、环境权与生存权发生冲突时，生存权不可牺牲,且生存权绝对正当。
　　(2)环境权与发展权衡平。环境权追求生态自然的和谐，发展权则主张发展机会均等和发展利益共享，两者都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只不过在服务于人类更高意义上的生存目的时，有所侧重。环境权与发展权的物质基础和根植点都在于环境资源，但分别立足于环境资源的不同属性。在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过分强调发展权,将可能引发环境资源过度消耗、环境质量加速恶化、生物多样性过快消失，导致环境资源耗竭和生态系统崩溃，使发展权实现的物质基础丧失。反之，过分强调环境权，又可能因发展不充分而带来停滞，加剧贫困，贫困既限制对现有的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的投入;又可能加剧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开发，最终危及环境权实现的基础。因此,必须在环境权与发展权之间建立衡平机制，不能顾此失彼。
　　中国要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个文明建设同步推进，必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治系统，这个系统必须体现生态文明和生态伦理的价值诉求，对工业文明时期的法律进行生态化改革。在这种新的法治体系中，环境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法治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部门法的问题，而是需要所有法律的共同参与。
　　三、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环境法机制
　　从理论上看，对工业文明时代的法律进行生态化应该包括两个方面，_是为工业文明时代的法律注入绿色元素，使人的社会生存规则既不被彻底破坏，也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二是制定和完善作为人与自然共同体规则的环境法，对工业文明时代的法律进行革命。在这个意义上，环境法在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机制方面具有更重的任务。因为工业文明时代的法律要进行绿化，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有环境保护法的"拉动"。
　　客观地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在中国并非新理念，早在1992年，为落实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要求，中国政府制定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1994年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一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强调要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此后，国务院和环境保护部的_系列文件中都提出了建立综合决策机制的要求瑢。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关规章制度，加强决策过程的监督管理，强化决策者的责任瑣。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综合决策机制一直停留在计划、文件层面，没有进入立法，未能形成有拘束力的法律制度。因为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客观而言，是因为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是1989年制定并实施的，没有也不可能将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决策理念纳入。但是，这部法律的修改在20年前就被纳入议事日程，但多年来，却一直被以''修改条件、时机不成熟，认识尚不一致"等理由搁置。直到2011年，才正式启动《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