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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社会学建立了社会控制范畴，用以概括社会如何规范并调节个人行为的各个方面。这一范畴一般包括:微观控制与宏观控制。两个层面均包含着内部控制范畴，但这种意义的内部控制相对于本文口径显得过于狭窄。按现有社会学理论，微观控制是指各种具体控制活动，具体包括直接控制、内部控制和间接控制。直接控制是指针对越轨行为的实际或可能的限制，例法律惩罚、羞辱嘲讽、家长对子女监管。内部控制是指通过一种社会化的制度向个人反复灌输一套标准、价值观、信仰及规则以有效防止人们越轨。间接控制是指温暖和安全的感情纽带，人们对倡导文化的接受认同，例子女对父母、员工对组织、个人对朋友的信任依赖而导致尽量让这些方面满意。微观控制三种类型分别解决制裁、文化认同和社会和谐、人际关系，但这三种控制在现实中往往交互渗透综合一起作用。微观控制还有一种理论，认为是针对具体行为各种控制，分为强制控制与非正式控制，非正式控制包括工具控制、仪式控制、人际控制和类别控制。宏观控制是指整个环境条件的优化。分为四个层面:一层为有机物和原生质外观空间与时间控制，适者生存;二层是模仿行为控制，努力提高人类理性化程度和能力，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及有效执行机制是关键;三层是组织控制，建立完善治理制度和组织权责配置机制;四层是适应性控制或人类行为引导性控制，以信息沟通为主要渠道而实施。与上述物种控制的宏观控制观不同，有关宏观控制在社会学领域还有另一种理论，并反映社会控制在宏观层面的三个层次:无生命体、生物、人。无生命体控制是人类试图控制、改变或影响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及特性，从而获得对自身环境的更大控制。生物控制是人类试图控制、改变或影响植物或动物的生物特性，以获取更多、更好的资源、行为及结果。人类控制试图控制人行为的各种方式，分为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其中:外部控制属于强制性控制，例近距离控制、顺序控制及法律规范控制;内部控制属于人类自我控制，典型的是指节衣缩食、谨小慎微、自律上进、自尊自爱、包容厚道。简言之，以自我为控制目标即内部控制，以他人为控制目标就是外部控制，外部控制又有参照控制、申诉控制、替代控制、调节控制、预防控制(詹姆斯·克里斯，2012)。同时，社会学意义上内部控制理念与其对人类行为性质基本分类直接相关。一般而言，人类行为分为“理性”与“非理性”，进一步可定义为实质性和功能性的理性或非理性。“明智地洞彻诸事件在给定情境中的相互关系的思维活动可理解为实质理性。一系列行动是否具有理性，取决于两条标准:(1)与一定目标相关功能的组织;(2)从观察者或试图使自己适应于该目标的第三者立场看，后果的可预测性。”“自我理性化理解为对其冲动的系统控制———一种总是成为所采取的第一步骤的控制。”(卡尔·曼海姆，2011)由此可见，社会学意义的内部控制是保证各种行为符合理性要求的各种制度，构成了我们所研究的内部控制范畴的核心内涵，当然，我们所要探讨的内部控制范畴研究口径，还应包含对各种偏离理性要求行为的引导，以及对非理性行为的矫正。

　　四、内部控制本源于自我控制

　　内部控制理性追求的本源化认识，无可避免地需要厘清学术界本来颇多争议的理性认知。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撰写“释理”一文，其中对理字源头含义有较全面介析:理字之词源:《战国策》中有“郑人谓玉之末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由此而推，种种分析作用，皆为理。在西洋语中，理性英文为Reason，法语为Raison，拉丁语谓Ratio与Retus，意大利语为Discourse，德语为Vernunft，希腊语为Logos，上述各词除德语外，还包含着理由之意。

　　王国维认为，“理”有广与狭义两种解释。理之广义解释分为四种:1．名学上之形式，即知识的根据与原则，既有前提，必有结论;2．物理学上之形式，回答万物变化之根据，既有原因，必有结果;3．数学上之形式，一切关系，皆可用数量关系推论;4．实践上之形式，所有行为皆有动机。第一种是理性最通用形式，第二种为悟性形式，第三种为感性形式，第四种为经验形式。前三种是世界中最普遍法则。理之狭义解释是基于知识分为直观与概念两类，理性即概念知识。理性作用不过制造概念及分合作用而已。

　　从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看，理性作用一开始只解决真伪，而不解决善恶。只是到了宋朝程朱理学，才真正确立理性不仅关于真伪，而且在乎善恶。这一点西方思想较超前，柏拉图哲学中就把善、德性、正义作为理性的核心要义，从而使西方伦理学得到快速发展。王国维先生归结道:理性之能力，为动物之所无，而人类之所独有，故世人遂以形而上学之所谓真，与伦理学之所谓善，尽归诸理之属性。这乃是对理性的普遍见解(王国维，2007)。王国维对理性的解释，增强了我们研究内部控制理论的思辩能力，但还不能为研究解决内部控制本质问题，即为人类社会追求及实现理性目标提供系统性制度保障方面，提供一些实质性的理论指导。

　　既然，组织、社会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反映了人类的人性要求，或者说是人类对理性目标的信仰和内在追求，更具体而言是人类普遍拥有的自我控制倾向。那么，人类的自我控制行为倾向，必须得到现实证据的充分证明，从而使人们深信社会方面对组织、组织对成员提出内部控制要求的合理性。令我们鼓舞的是，人类自我控制在现代管理发展实践中不只是人们的行为倾向，更有一揽无遗的行为表现。大家知道，进入21世纪，管理实践面临最大挑战就是组织转型。计算机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冲击了传统管理理论与实践赖以成立的基础:科层制或矩阵式组织。网络型组织对科层制的替代已成为当代组织形式转型的必然趋势。组织转型也叫组织再造，其很突出的特征是工人必须组织成小型的、多任务的团队，这些团队并不完全由公司永久人员组成。这样，在企业界沿习数百年的等级制原则被废除了，组织变得灵活、革新和高度熟练。网络组织被认为还能取得与专业化相关的优势。它把核心业务留在公司，其余进行优化外包。历史地看，泰罗制发明出来是控制工人的，目标管理是控制主管经理的，公司治理旨在控制大公司更高级的经理。20世纪90年代，控制成为西方管理研究关切的中心;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是控制一个自由派组成的公司。这样的公司，由自我组织的团队组成，在时间与空间不统一网络中工作，“控制不能控制者”并不是有无限量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唯一解决的办法是让人们自我控制，包括把约束从外部组织机制转移到人们的内部安排，并使他们行使的控制权与公司战略保持一致。公司的文化价值观，其计划、领导人愿景、企业领导分担其梦想的能力，都是可以鼓励个人自我控制形式集合起来的激励物。如果他们灵感的原始来源相同，每个人对自己自动行使控制，就更可能相互保持一致。总之，从控制过渡到自我控制，以及由组织承担的控制费用外化给工薪收入者和顾客，是过去三十年间管理演变最有意义的特点(吕克·博尔坦斯基、夏娃·希亚佩洛，2012)。管理实践所呈现的组织转型，正是现代管理对内部控制基础性作用和地位的再次充分确认，也意味着内部控制方面的研究必将成为未来管理学界一个热闹非凡的领域，内部控制突破审计学界桎梏而回归管理学界从而赢得更高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对人类自我控制共性要求与个性特征的系统研究，必将为充实完善发展内部控制制度提供直接动力，也将大大丰富内部控制理论宝库，应该成为未来内部控制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2003．伦理学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2、劳埃德．2008．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3、赫伯特·斯宾塞．2009．社会静力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4、霍布斯．2009．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

　　5、詹森、麦克林．2007．人性．见:小唐纳德·H·丘．新公司金融理论与实践(第3版)．北京:中信出版社，

　　6、詹姆斯·克里斯．2012．社会控制．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7、卡尔·曼海姆．2011．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

　　8、吕克·博尔坦斯基、夏娃·希亚佩洛．2012．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南京:译林出版社，

　　9、王国维．2007．释理．见:王国维文集(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0、王振林．2011．人性·人道·人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