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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实证分析结果。根据F检验，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总体效应模型应采用混合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
　　表3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对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金融发展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福音”。金融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金融发展效率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大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每提高1个单位，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就提高0.927个单位；而金融发展规模提高1个单位，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就提高0.526个单位。在控制变量方面，资本和劳动对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地正向推动作用，经济开放程度对其具有较弱的阻碍作用。
　　（二）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由于“一带一路”所涉及省份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增加模型估计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采用各省份1985-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检验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在模型估计之前利用ADF检验对原始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省份的原始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未给出结果）；Joshosen检验结果表明，各省份的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4。
　　表4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对不同省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金融发展水平对新疆、青海、吉林、广西、西藏、上海、福建和海南八个省份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均为正，与17个省份的总体估计结果一致；金融发展抑制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省份有：陕西和宁夏；甘肃和内蒙两个省份金融发展规模阻碍了实体经济增长，而金融发展效率促进了实体经济增长；黑龙江、辽宁、云南、广州和浙江的金融发展规模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增长，而金融发展效率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增长。金融发展抑制了部分省份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陕西和宁夏资产泡沫严重加速了虚拟经济的膨胀，使得实体经济发展滞后，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和股市等虚拟经济部门，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不足，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甘肃和内蒙两个省份金融规模有限，从而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而黑龙江、辽宁、云南、广州和浙江的金融发展效率有待提高。
　　研究结论及启示
　　（一）结论
　　本文以1985-2013年“一带一路”所涉及1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为样本，以资本、劳动和经济开放程度为控制变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分别检验了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管是总体还是分区域，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是“一带一路”实体经济发展的“福音”，但金融发展效率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大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各省份间存在差异。资本和劳动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开放程度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启示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大量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而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李强、徐康宁，2013）。共建“一带一路”是促进我国经济和谐、稳定增长的新举措，金融发展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我国及部分其他国家正在筹备亚洲基础投资银行和亚洲投资基金的建设工作。但金融发展对“一带一路”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否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否起到了带动作用值得深思，以及金融发展对“一带一路”所涉及省份的实体经济发展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值得检验。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构建“一带一路”的启示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工作，针对不同省份采取差别化的金融改革策略，有序、有差别地进行金融深化改革，全面提升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促进“一带一路”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