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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同利益诉求使多元主体在改革中难以形成合力

　　目前，参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主要有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个体户及广大群众。从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会触碰到不同阶层、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由此形成不同的主体对改革方向、程度以及领域的不同需要。在改革初期，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对改革有迫切需要，政府、企业和民众容易达成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广泛共识，因此能调动各方积极性参与到改革进程中，如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制放权等，都是上下互动达成改革共识，顺利推进的成功例子。但随着经济改革领域的拓展和深入，在市场经济的充分竞争原则、效率至上原则下，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改革中获得的利益逐步开始分化，并形成不同的利益导向，不同的利益主体必然对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利益变动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

　　首先，在农村经济改革上，现在面临的是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该不该变革、如何变革的讨论。显然，农民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代价的直接承受者，渴望通过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分享经济发展红利，但农民群体自身显然无法完成这样的体制性变革，要想获得改革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的成功，必须是政府积极推进和农民主动参与相结合的过程。其次，企业改革主体上，原本比较单一公有制企业已经发展成为公有制企业为主体、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并存的新局面。原本支持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国企现在已经成为现行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享受着垄断带来的高收益、高福利，反对触及国有企业利益的市场化改革；但相对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广大民营企业则是强烈要求打破行业垄断和企业性质歧视，以期获得更加公平的竞争地位。显然，一旦进行深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获益期望存在着较大的对立与矛盾。第三，在政府行政主体上，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不同政府部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获益存在一定差别，也就存在着利益分化导致的不同主体行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府手中的权力太大，集中掌握着很多重要市场稀缺资源的分配，例如自然矿产、电力、交通、土地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权力寻租创造了温床，政府作为市场监管者的作用并没很好的发挥。事实上，不同政府部门也会抵制不利于部门利益的全局性改革措施，使改革的执行力度大打折扣。

　　因此，必须通过由中央政府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全局性的方案，打破各部门、地方政府对自己利益的袒护，方能协调各方主体的利益和诉求，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路径思考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体系，而且改革取向是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自己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完善市场经济的有益措施，为我国自身发展提供参考路径。

　　（一）加强法制建设，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的经济环境

　　我国要加强社会的法制建设，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法律体系的完善，营造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公正、透明的优良环境。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其正常运行必须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能自主运作良好，一方面是因为市场承认人追逐个体利益的冲动，调动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积极性，使社会资源在自利心的作用下自动流向产品稀缺而价格高的部门，市场本身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促使人们只有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才能发展下去，从而调节整个经济的供求平衡。但另一方面是如果市场本身没有健全的法制和制度去约束人的自利心，为了生存和追求利益，有些人就会违背公平交换的市场原则，假冒伪劣、经济欺诈等行为盛行，从而损害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作为市场经济鼻祖的亚当·斯密虽然提倡用“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但他同时强调“看不见的手”要在一种“社会秩序”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即“以公正为核心原则的法律制度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完全平等的自由竞争；市场参与者之间的诚实合作和道德自律”，“不诚实契约、不公平的银行操作、操控价格的阴谋等不道德行为都会破坏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所以，我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作用，而不是过多的插手具体的经济事务，更多通过的是提供制度保障和法律约束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产业发展、总量扩大的同时，也面临着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要素条件变化，例如发展成本上升、比较优势弱化等制约因素。“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低碳经济正在催生新产业成长和结构性变革；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和消费行为的变化，正在改变全球性生产-消费格局。”受此冲击和影响，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面临的问题更加突出，迫切要求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加速经济结构调整。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投资所占比重过高，消费尤其是国内消费比重过低，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居民消费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得到同步提高，由此既影响经济质量，又阻碍全体民众共享改革成果。大量产品用于投资和出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生产能力闲置或者过剩，还伴随着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受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此种增长方式已显示出增长乏力状态，急需向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拉动转变。除此之外，产业结构亟待调整。我国农业基础薄弱，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严重滞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要素数量投入，技术含量不高，这种状态已经无法适应国际高科技技术竞争和我国劳动力素质提高的新趋势。基于此，十八大提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性。加快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三）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市场体系

　　我国通过极富魄力的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发展获得伟大成就，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诸如实体经济发展困难、金融投机猖獗、收入分配不公等等，已经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也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要想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经济长远发展，传统的局部性改革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必须从整体出发，立足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统筹协调诸如金融、银行、社会保障、经济结构等各方改革，着力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现在要做的关键性工作就是限制行政权力在市场上的盲目扩张，退回其本来的监管、服务的范围，积极扶持民营实体经济的发展，打破国有企业不合理的垄断地位，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竞争。

　　（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服务型政府

　　随着民众财富的增加和受高等教育程度人群比例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日益催生民众的平等意识和效率意识，对中国的政府体系提出了高效化、民主化的要求。如现存政府体系不能满足市场经济主体的发展需要，那么经济主体便会在政府体系之外寻求发展的机会，容易导致“地下经济”的繁荣。容易引发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因此，若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变，通过建立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及时反馈市场主体的需求，从而有针对性的提供相对应的服务。可喜的是，从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执政开始，中央政府已经拉开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序幕，着力提高政府行政水平和效率，增强政府的服务、监管功能，摆正政府在市场中的监管者服务者的地位，这恰恰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

　　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例外。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忘记人民的最大利益才是改革的最终价值指向，是为了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要让每个人都享受出彩的机会，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为每个勤劳、奋斗的人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展现舞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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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胡钧.不断深化和完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01）.〔责任编辑：谭文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