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该文研究了在什么情况下高质量的厂商反而不愿意有更加明确的分级评价。同时，也研究了市场结构是如何影响评级决定的：

　　一般而言一个不完全竞争的行业比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会产生更多的评级；但是对于市场份额小的企业却有相反的结论。最后，根据市场上接受评级的量的变化引起的价格变化作者得出竞争性行业的最佳评级程度。龚强等（研究了如何通过信息揭示从而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的效率，特别强调了社会监管在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方面的作用。

　　的模型认为即使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市场均衡也不是最优的，因为它只是最大化企业的利润而非社会总体福利。进一步地，作者分析了三种措施对经验品和信任品的不同作用其中当提高质量安全的成本还不高时，最低安全标准的建立比较有效；当第三方机构或政府部门有能力分离出不同质量时，对不同商品贴标签的措施比较有效；事后惩罚机制与最低安全标准一起实施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对信任品产品的竞争效应和传染效应的研究在实证方面往往采取事件研究法（事件研究法的基本框架与统计模型基本上仍旧基于的方法，其主要的测量指标也集中在均值和超额回报率上。但其参数检验的方法和统计量在处理小样本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复杂，第三类文献则集中于此。提出并改进了非参检验中的秩检验（和符号检验（在小样本事件研究法中的应用。针对事件研究法中股票超额收益率，比较了参数检验中的检验、非参数检验中的秩检验，以及非参数检验中的符号检验。利用日数据的模拟结果发现，三者的有效性从高至低分别为秩检验、符号检验和检验。使用了纳斯达克的日回报率数据，由于这些个股甚至投资组合的回报率显示出巨大的非正态性一般使用的标准化检验太容易拒绝没有超额收益率的原假设。模拟结果显示在不同的事件条件下秩检验都是最佳的，同时对于纳斯达克股票作者建议秩检验与事件研究法的市场模型一起使用。在本文中我们也采用文献中通用的处理小样本问题的秩检验和符号检验。

　　三、理论模型

　　传染效应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信任品的特性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和公众对政府监管效力的怀疑。丑闻的爆发披露了生产商的诚信问题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监管能力的质疑。当消费者或投资者将个别企业的诚信问题延伸至对整个行业的理解（毕竟同一行业的公司其经营模式、产品投人等有较大的相似度）时，公众便将一个个体事件看作为一个系统性问题。竞争效应的机制则更为直接：由于同一行业的企业之间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竞争的丑闻会使得一部分的需求转移至对手公司。

　　在第一个模型中我们外生给定消费者应对丑闻的信念变化，而在模型的延伸中考虑公司的反馈对信念的影响。竞争效应的大小则与整个行业的市场结构和产品差异化程度紧密相连，模型中，我们简单地以市场结构（参与的厂商数目）作为衡量指标。

　　一个行业的厂商数目越小，丑闻后的竞争效应就会越明显；然而成本结构在不同的公众信任程度下对竞争效应的贡献不同，低成本结构仅仅在高信任度的行业中对竞争效应有所贡献。直觉上来说，在低信任度的信任品行业中，人们需要寻求一些指标或信号来分辨所买商品的真实质量，而成本恰恰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产品的质量。对同一个行业而言成本降低虽然可能源自于物价下跌，上游原材料的价格下跌，管理更有效而导致的成本下降，但消费者仍会怀疑可能是厂家利用了较次的原料而节省成本。

　　当然，行业内部还存在差异性。如果消费者对行业内部的企业已有一定的划分和预期，例如，认为有些企业有较好的声誉，则相应地可能有较小的《和较大的，从而导致不同企业受传染效应的大小不同。这也与我们后文实证部分白酒塑化剂事件中不同公司之间最大、最小股票超额收益率的差高达的发现相符合。

　　以上分析都基于一个大假设，即丑闻的爆发并没有改变转移矩阵的数值，然而，丑闻爆发后企业会做出一定的回应尽量减少消费者的不信任感和由此带来的负面的传染效应。下文将引人企业在发生丑闻后的措施，以及对转移矩阵参数取值的影响。

　　为了简化问题不失一般性地，我们仅关注取值的变化而认为的取值如前文所述保持不变。当这两个参数中的任意一个值不是常数时将不再是马尔科夫链而仅仅在每个丑闻的爆发间隙属于马尔科夫链。

　　我们保持基本假设与上文相同并设所有企业在每期都具有成本。当发生丑闻后，企业会支付额外的成本作为弥补使得是的函数。若假设％表示发生丑闻的计数具有‘型函数的形式并同时受丑闻发生的次数和企业回应的影响，则当有正实数解，即时，丑闻爆发后的单期利润较之于之前计算出的值上升，因为在可以为的前提下解出正值说明增加的玖对利润的贡献很大。并且，增加了的对丑闻事件过后的马尔科夫链时期还具有正向作用，减弱传染效的影响力，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信任品市场在丑闻发生后并不会随着时间完全关闭。

　　具体考察有正实数解的条件和额外成本的支出：首先，该条件在价格弹性较小以及汉对需求函数截距的边际影响较大时更容易成立在该条件不成立的行业中，即使遭遇丑闻，其他公司也不会贸然额外支出成本用以提高公众的信任度。其次最优是最小支出成本，且满足式，当有非负实数解时可求得随着丑闻事件的不断爆发，尽管不是涉事企业但仍需要支付更多的额外成本来弥补；但是，当丑闻的数目发生到一定量时最优弥补成本会有一—个向下的转折，其原因可能是人们对行业内的丑闻事件形成了一定的预期，通过额外成本的支出影响总需求的有效性就降低了，并且此时公众信任度也有一个向下的转折。当取值更大时，转折点处事件的发生数目可以更多，表示公众对该行业丑闻发生次数的忍耐程度也越高。

　　我们可以将上面的思想概括在如下命题中。命题在一定条件下（企业可以通过事后的投人来降低传染效应。这个条件在价格弹性较小以及对需求函数截距的边际影响较大时更容易成立；在该条件不成立的情况下企业事后的额外投入不能影响传染效应（在均衡中没有投资），因此该行业的市场很容易出现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模型可以涵盖现实中可能出现的其他一些情况。例如，传染效应导致的市场需求的下降也包含了市场需求转移到原装进口商品或到国外购买外国品牌的产品等情形。

　　四、基于中国食品行业的实证检验

　　在这部分，我们发展了一个可以识别信任品市场竞争效应和传染效应的事件研究法（并运用于研究中国食品行业的股票价格对丑闻信息的反应，以此来识别和量化竞争效应和传染效应。

　　本文分别选取食品饮料行业中乳品和白酒两个子行业的大型丑闻报道作为冲击事件，对于每个事件，其估计窗口期的长度取为天，太长的估计时间可能导致其他事件的交叉影响，而太短的估计时间则无法较为准确地估计出回归系数。事件发生日的选取主要根据各大主要新闻门户网站和媒体如人民网、新华社、央视等的报道若开盘期间报道则取当日，收盘之后报道则取第二日；事件窗口期通常取前后天，以控制消息的提前泄露和滞后效应。在比较对整个子行业两个影响的大小时，本文构建两个股票组合以消除公司层面的异质性第一个组合是受事件冲击的本行业股票组合（实验组），第二个组合是食品行业中其他不直接相关的股票组合（控制组）。控制组的存在可以保证第一个组合所受的影响既不来自于整体市场因素，又不来自于会影响整个食品行业的因素，而仅受单个事件的冲击。事件冲击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看出：

　　一是通过画出事件窗口期的平均累计超额收益率，可以直观看出经济意义上数值的大小二是通过正式的非参数检验考察累计收益率是否在统计意义上显著。表列出了事件的发生时间、描述、涉及丑闻的股票、实验组的个股成员和控制组的个股成员。

　　通过事件研究法，分别得到如下两个行业受事件冲击后的平均累积超额收益率以及秩检验、符号检验的值。第一次事件的发生并未涉及上市公司，但图的传染效应在数值上还是很明显的；竞争效应被完全覆盖的原因可能是丑闻企业与之不构成竞争关系，毕竟丑闻企业本身就只占市场的小部分。报道集中在两日，极少数地方报道在就已经间接指出这一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第一次平均累积超额收益率，三聚氰胺事件第二次平均累积超额收益率同为食品行业，这两个子行业在遭遇丑闻冲击时的表现仍有差异，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第一，乳品业的市场结构比白酒业更为集中，构成主要竞争的公司数目明显少于白酒行业。第二，乳品业的利润率远低于白酒业，成本与利润率高低的不同也会成为影响一个产业抵抗丑闻事件的因素。第三公众对这两个行业原有的信任程度本身就有所不同，乳业的质量安全问题早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之前就陆续受到质疑，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也不断有小型的质量丑闻发生，但通过同样方法王永钦等：信任品市场的竞争效应与传染效应：理论和基于中国食品行业的事件研究表白酒行业“塑化剂”丑闻结果所得的超额收益率无论在数值上还是统计事件窗口期平均累积超额收益率秩检验的单边值符号检验的单边值意义上都不及三聚氰胺事件的影响大。第四，乳品行业的小样本对统计检验量的准确控制组性有很高的要求，这一事件窗口期平均累积趄额收益率秩检验的单边值符号检验的单边值点也是选取乳品作为信任品的一个主要缺陷。第五控制组的选择虽然都是取自申银万国行业分类标准，但是白酒业的控制组包含其他酒类所以具有较强的替代效果，而乳业的控制组是其他食品，一般可以认为存在极小的替代效果。实验组“控制组本文的结果表明，丑闻事件爆发当日负的净超额收益率还是比较明显的。负的净超额收益率不仅在数值上较为明显，统计意义上也很显著，显示出传染效应占主导地位的特征，也间厂接反映出消费者或投资者对信任品行业的信心不足，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对中国食品监管制度、的不信任。

　　本文从信任品行业丑闻的角度研究了信任品市场失灵背后的原因。关注信任品行业遭遇丑闻后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近几年白酒“塑化剂”丑闻平均超额收益率来在中国发生了大量的食品质量安全事件，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溢出效应的研究也具有理价值，尤其是传染效应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众对整个行业和监管部门的信任程度。若我们将不同信任品行业放在一起考察，既能反映出公众对国家监管制度是否存在普遍的不信任现象，也能寻找出不同行业之间什么因素的差异导致了两个效应占主导地位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