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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结果表明，丑闻事件爆发当日负的净超额收益率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在竞争厂商数目更多的白酒行业。负的净超额收益率不仅在数值上较为明显，统计意义上也很显著，显示出传染效应占主导地位的特征，也间接反映出消费者或投资者对信任品行业的信心不足。通过理论模型，本文解释了传染效应占主导时的条件，并且就企业对丑闻做出回应的情况进行了扩展说明。从中可知，传染效应主要由人们对上一期质量好坏的概率判断和转移矩阵中的参数决定，而这恰恰体现了公众信任度对一个无法知道真实质量的行业的巨大影响。

　　本文的贡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尽管有很多文献研究信任品，却几乎没有文献给出对于信任品市场的两个效应的理论模型解释。本文将消费者的信任通过总需求每期的变化嵌入到经典的古诺模型，并扩展了企业对于丑闻是否应当做出积极回应，以及这些回应是如何改变消费者的信任程度和企业自身利润的，从而刻画了信任品市场的运作机制。第二，一般研究信任问题的实证文章都是通过问卷数据来做的，目前也基本没有好的量化信任程度的实证模型。本文在研究信任品的传染效应方面也试图提出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一般的信任问题—通过事件冲击时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化反映公众的信任程度。第三通过区分“竞争效应”和“传染效应”（制度效应），我们可以较好地识别和估计消费者对监管制度的信任。本文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一些主要的信任品行业传染效应占主导从而表明监管不力和民众对监管制度的缺乏信任是中国信任品行业危机的重要原因。

　　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发现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我国的信任品行业传染效应（制度效应）为主导说明中国的信任品市场不能有效运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有效监管不足，使得消费者缺乏对监管制度的信任，而将丑闻事件波及至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信任品行业存在的传染效应占主导的情况既与频繁爆发的安全事件引起的消费者信心下降甚至转向悲观消费者是紧密相连的，同时也与具体行业的结构有关。当悲观的消费者群体不仅可能导致市场的萎缩，还会抑制有效的筛选机制时，即企业的质量很难通过信号传递并被分辨出来，则企业会丧失提高质量的激励甚至出现逆向选择导致相关市场崩溃关闭的后果这个问题需要政府的有效监管和第三方独立专业机构的介入才可能减轻甚至避免。

　　本文也存在着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首先，在理论模型中，本文并未考察悲观或乐观消费者是如何形成的，即、取值的决定因素并未在本文的模型中内生地决定。同时，该模型中消费者对质量的理解仍旧是划分较粗的平均意义上的判断并未涉及一个行业中有高质量和低质量不同的类型，以及不同类型的企业可能在做出回应时采取不同程度的弥补措施水平，从而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能分别存在分离均衡和混同均衡。当然我们可以认为上市公司一般都是在该行业具有较好声誉的公司，从而在解释现象时模型的不加以区分并未造成太大影响。其次，即使同为信任品行业不同信任品市场的运行对于监管制度的依赖性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异质性，这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费显政、李陈微、周舒华《一损俱损还是因祸得福？—企业社会责任胜于溢出效应研究》，《管理世界》

　　2、龚强、张一林、余建宇，《激励、信息与食品安全规制》，《经济研究》

　　3、黄涛、严涛，《医疗信任商品的信号博弈分析》，《经济研究》

　　4、熊艳、李常青、魏志华，《危机事件的溢出效应：同质混合还是异质共存？—来自“大战的实证研究》，《财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