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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前，民众慈善意识的相对薄弱是影响和制约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本文试图对其历史和现实原因进行探析，进而从营造慈善文化环境、完善经济激励机制、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等维度提出具体的培育路径，以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慈善事业慈善意识培育
　　[Abstract]Atpresent，therelativeweaknessofthepublicphilanthropicconsciousnessistheinteriorcauseofinfluencingandrestrictingthehealthydevelopmentofChina’smodernphilanthropy.Thispaperattemptstoanalyzethehistoricalandpracticalreasons，andthenputsforwardthepathofcultivationfromtheaspectsofcreatingthephilanthropicculturalenvironment，improvingtheeconomicincentivemechanism，andenhancingthecredibilityofphilanthropicorganizations，soas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philanthropyandtheconstructionofharmonioussociety.
　　[Keywords]philanthropy；philanthropicconsciousness；cultivation
　　慈善事业的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它作为第三次分配，不仅能缓和贫富差距引起的阶层冲突，促进社会共同体的和谐共荣，还能激发民众的爱心友善，引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现代慈善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如存在慈善意识不足、慈善教育缺位；法规制度不完善、税收激励乏力；慈善组织不规范、公信力存疑等系列问题。其中，民众慈善观念的相对淡薄是影响慈善事业持续发展的深层文化诱因，也是目前推动我国慈善事业顺利前行的重要突破口。
　　一、我国民众慈善意识的现状
　　人们的主观意识和行为活动密切相关，没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就没有积极的行为活动。正如认知心理学中认为的那样，态度是由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部分构成的，它是人们对客体稳固的心理倾向。可见，慈善意识是人们对于慈善事业的看法、观点及态度，是向有需要的人供给财物及志愿服务的自觉自愿的心理反映。这种反映来自于对“类”的认知和对社会共同体“普遍的爱”。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尽管受到经济水平、政治环境、法律规范、社会结构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但位于慈善文化核心层的价值观念才是驱使慈善事业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近年来，我国民众慈善意识整体上仍较为淡薄，这不仅可以从慈善态度、助人观念中得以印证，还能从捐赠行为、志愿服务中可见一斑。据相关调查发现，八成以上的人愿意救助自己周围遇到困难的同事、同乡、同学、朋友，而只有三成多的人表示愿意救助陌生人，近半数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对伸手求援的陌生人会采取不理睬的态度[1]。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人均捐赠72.71元，美国人均捐赠达到了1063.19美元。2008～2013年，我国年度款物捐赠总额约为1070亿元、630亿元、1032亿元、845亿元、817亿元、989亿元，占GDP的比重约为0.36%、0.19%、0.26%、0.18%、0.16%、0.17%[2]；而GivingUSAFoundation公布的年度美国慈善捐赠报告表明，2008～2012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分别为3076.5亿美元、3037.5亿美元、2869.1亿美元、2984.2亿美元、3162亿美元，平均约占其年度GDP比重的2%[3]。另外，英国慈善援助基金（CAF）在《全球捐助指数2013报告》中指出，在全球被调查的160个国家和地区总排名中，美国以61%的捐助比率位居榜首，中国慈善捐助总体排名第133位，与克罗地亚并列倒数第二。其中，帮助陌生人比率是33%，排名倒数第13位；捐款比率是10%，名列倒数第20位；志愿者捐赠时间比率是4%，与突尼斯、波西尼亚、也门、希腊等国并列倒数第一[4]。
　　二、我国民众慈善意识薄弱的原因探析
　　我国民众慈善意识相对薄弱的成因是复杂多样的。综合看来，我们可以尝试从历史和现实的二维角度加以探析。具体来讲：
　　（一）民众慈善意识薄弱的历史原因
　　1.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深远。我国封建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它呈现出“家—国”同构的历史特征，宗法意识强烈、家族色彩厚重。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是上述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生动反映。尽管和西方“上帝之爱”、“爱人如己”的助人观念类似，儒家倡导的“仁者爱人”、“推己及人”也具有朴素的慈善意识，但这种“爱”是按照家人、亲属、朋友、陌生人等层层向外延伸的。正如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认为的那样，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5]。可见，这种由亲到疏、由近及远依次推开的“仁爱”，彰显了“爱亲—泛爱众”的宗族观念，反映了对待“圈里人”、“圈外人”的不同态度，表达了我国传统慈善观念的“封闭性”和“内敛性”。另外，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不露富，树大招风”等谚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成为了社会各阶层普遍恪守的处世准则。那么，长期受中庸文化熏陶的民众渐渐养成了不张扬、不外露的财富心理，加之“家”伦理下宗族私有财产观念的根深蒂固，“将财产留给子孙后代、维护和扩大家族财富”成为了我国财富传承的传统模式。所以，无论是“差序慈善”、“代际相传”的捐赠意识，还是“家中有财不露富，窖藏万金最安全”的中庸思想，传统的儒家文化遵循着情感内循环的助人逻辑，它无形中消解着民众对“圈外人”（即陌生人）的慈善热情，妨碍着慈心善意的更大范围传递，不利于我国民众现代慈善意识的养成。
　　2.政治传统影响下的公私“对立”。《孔子家语·观思》中曾记载，子路在卫国出私财救贫，孔子止之曰：“汝之民饿也，何不白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焉。”可见，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我国传统政治观念的生动写照。也就是说，对黎民的救济、对百姓的恩泽应来源于身为天子的皇帝及以其为首的朝廷，民间团体及个人积极、主动的慈善参与反而会成为政府“不作为”的映射，危及社稷长远，易受政治打压，难与官办慈善长期并存，所以自古以来，我国政府就有“独揽”社会福利事业的传统。“仁政”是皇权统治的根本，那么，开展具有安抚民心、维系稳定功能的慈善活动自然成为了官府的分内之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左倾”思想影响，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然包办社会保障，继续在慈善事业中扮演主角，这促使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心理得以延续。可见，无论是古时“私民”热衷慈善活动易遭政治猜忌，继而渐渐远离“公域”事务，逐步形成了独善其身、公私分明的心理习惯，还是改革开放前“全能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大包大揽未给民众慈善留下足够的制度空间，公私观念上的差异构成了国人助人行动的逻辑基础，影响着全民参与现代慈善意识的形成。这正如梁启超曾指出的，“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其中，“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6]。
　　（二）民众慈善意识薄弱的现实原因
　　1.风险社会下民众“贫困感”的兴起。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民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福利项目基本由所在单位包揽。正如路风所言：“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单位作为其成员的社会生活场所的意义，日益超过了它作为劳动组织或工作组织的意义，单位为其成员提供福利的意义，日益超过了它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意义”[7]。可见，该种模式下民众生活稳定感强烈，风险意识较弱。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单位制度逐步解体，我国现行社会慢慢呈现出“原子化”、“碎片化”特征，民众的生活世界发生了深刻改变，原有的国家—单位统包的社会福利保障模式渐渐消解，住房、养老、医疗、教育、失业等福利问题重新转移到了“社会”层面。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社会保障水平相对低下，民众在此情境下实际福利支出迅速增加，他们的生活“贫困感”、“不安全感”应运而生。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当前中国面临的风险性问题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排在前10位的风险性问题依次是：“看病难、看病贵，占57.95%；就业失业，占33.45%；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占32.06%；贪污腐败，占27.40%；养老保障，占27.32%；教育收费，占18.96%；住房价格过高，占13.13%；社会治安，占12.85%；社会风气，占9.84%；环境污染，占9.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