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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非市场、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如果按照原有的制度安排或行为模式，社会资源的配置没有达到帕雷托最优状态，而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将更有效率，这时我们说原有的制度安排存在“潜在利润”。这种“潜在利润”存在于制度之中。当主体意识到通过法律改变行为模式或建立某种行为模式可以获取该“潜在利润”时，便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也就是说，主体之所以选择适用法律，是因为适用的结果给他带来了利益，而不适用将丧失该利益。从制度需求理论上讲，通过法律使显露在现存制度安排结构之外的利润内在化，是法律需求产生的基本原因。
　　法律需求具有不确定性，即人们对于法律的需求内容和需求量难以准确地把握。这种需求的不确定性除了法律“中间产品”、“非物质产品”的属性带来的度量困难外，还在于法律需求的显示是公共选择的过程。在需求显示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社会舆论、政治活动投票规则的影响巨大，加大了主观需求和客观需求的差距。需求显示的结果可能严重偏离了以市场盈利为标准的客观需求，既有可能夸大了需求，也可能人为低估了需求。国家机关对法律的过分要求这一需求特点，不仅与法律这一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有关，而且更多地与对市场缺陷日益加强的公共意识，公民参政权力、活动的增多，以及在政府干预过程中政府‘政治报酬”的增长和政治角色的“高时间贴现率”有直接的关系。政府对市场过于敏感，对干预市场的法律过于自信，会导致“非市场”需求的扭曲。
　　2.影响法律需求的因素
　　从微观经济学意义上讲，影响需求的因素主要是相关物品的价格、收入、预期的未来价格、人口以及偏好。以管制的经济理论为例。影响管制的需求有四个因素:每个购买者的消费者剩余，买者的数量，每个企业的生产者剩余，企业的数量。每个购买者从管制中得到的消费者剩余越大，它也就会更需要管制。随着买者数量的增加，对管制的需求也增加。但是，仅仅是人数多还不一定能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买者人数越多，把他们组织起来的成本也越高。因此，对管制的需求与买者人数的增加不是同比例增加的。每个企业从某种管制中得到的生产者剩余越多，企业对管制的需求也就越大。随着从某种管制中得到利益的企业数量增加，对这项管制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与消费者的情况一样，数量多并不一定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力量。企业数量越大，组织这些企业的成本也越高。
　　影响法律需求的因素有法律的效用、既存法律秩序、价格、消费者偏好、消费者收入、相关物品的价格等。例如，依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公众法律需求量有一定的限度;超过限度，法律对公众乃至整个社会就是一种负担。
　　一种物品的需求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格，还取决于相关物品的价格。这种相关物品可以分为两类:替代品和互补品。替代品是可以用来代替另一种物品的物品。法律规范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当具有替代关系的一种法律规范价格上升时，人们会扩大对另一种法律规范的需求。两种具有替代关系的方法选择，取决于彼此成本、价格的比较。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也存在替代关系。由于法律之外的其他社会规范约束力的下降，使得广义的失范行为上升，故而引起对法律总体需求的上升。一些法律社会学者将这种现象归结为“法律变化与其他社会控制成反比”。
　　三、法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要理解法律市场运作的过程，真正弄懂法律市场效率的形成，就必须把握法律经济分析的另一个主要工具，即成本一收益分析。
　　(一)法律成本
　　成本是竞争的供给曲线背后的关键因素。成本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厂商所决定的某种物品生产与销售的数量取决于该物品的价格与成本。更确切地说，供给取决于增加的或“边际”的成本。供给决策取决于成本这不仅在完全竞争下是正确的，而且对垄断、寡头和不完全竞争等各种条件下的厂商也是正确的。所以，“如果一班学生能在经济学课程中真正理解成本以及成本的所有的各个方面，那末，这门课程便算取得了真正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