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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法律收益
　　法律收益，是指通过法律对权利、义务、责任的确认分配、救济，促进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满足法律主体的最大需要和利益，并促使社会公共生活更富效率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原则的总和。法律收益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时表现为公民人身安全得到更好的保护;有时表现为居民新增收入、新增福利和就业机会的改善;有时表现为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落实、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利润率的提高;有时表现为社会经济秩序的好转，社会供需矛盾的解决，资金流动的加快;有时还表现为环境污染的减少及所受侵害获得的相应补偿等。广义的法律收益指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过程中创造的全部净增收入。法律收益不仅包括经济收益，还包括政治受益、社会收益、伦理收益等。法律的经济收益可通过物质生产领域的经济指标来考核;法律的社会收益、政治收益等可通过社会秩序、民主制度、法律意识、精神文明建设等社会诸方面进行考核。法律的经济收益较易量化，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而法律的社会收益、政治收益的分析方法主要用定性的基本方法辅之以一定限度的定量分析。
　　在经济市场上，边际收益是企业的目标。在法律市场上，边际收益同样是相关法律主题追求的目标。如人们想方设法地“钻法律的空子”，被视为一种运用法律获取边际收益最大化的艺术手段。法律适用是可伸缩的、有弹性空间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源于权利非均衡配置的获利机会，会诱使法律主体能动地趋于法律变通适用的行为;任何法律权利都是有边界的，权利的收缩使用和越界使用都将对原有法律规范内容产生影响。过分严厉的制裁或过分宽松的权利配置都会使法律本身在执法中发生扭曲和变形，进而使交易成本增加。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法律的收益是递减的。法律在最初实施时，由于立法和司法的针对性强，会产生规模效应，法律收益比较高，但久而久之，当边际收益达到与边际成本相等的点时，法律的收益就会转而减少，以至到后来，虽然法律存在，但其收益微乎其微，而产生法律规模不经济的现象。
　　同法律成本一样，如何确立法律的量化指标是主要问题和难点问题。如果一项法律是目标取向的，那么用一个或几个量化的指标来帮助进行法律的方案分析、采用、执行和评估就会很有助益。
　　量化法律收益的方法是提出法律收益指标和法律绩效标准。度量法律效率的基本标准，是“帕雷托改进”即最优资源配置原理。该理论意指最好的状态是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而又改善了某些人利益或命运的状态，实现这种效率观是非常紧缩的收益观，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无法实现，因为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权利和利益交换都会影响第三方。当一位经济学家在谈论自由贸易、竞争、污染控制或某些其他政策或关于世界状况有效率时，他十有八九说的是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这是“修正的效率观”，它认为，法律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得失，但只要第三方的总损失不超过交易的总收入，法律的配置就是有效率的。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使用的就是不太苛刻的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概念。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概念也被示意性地称为潜在帕雷托优势:赢利者可以对损失者进行补偿，不论他们实际上是否这样做。
　　用成本有效性或有效程度(effectiveness)作为衡量收益的标准是一种有意义的方法。有效程度是指目标完成的程度。其实质是分析为获得法律收益而支出的各种资源耗费（即法律的影子价格）具体说就是:对一个不易估计收益的既定法律目标，只需要计算能达到同一目标的各种法律方案的成本(边际成本)，而让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立法者们通过相互辩论来决定应当选择哪一种法案或做出何种修改。成本有效性分析有多种办法。第一种是分析为达到完全有效的程度要用多少成本。第二种是成本有效性分析只考虑达到某一有效程度的成本。第三种是立法者要分析在不同有效程度的情况下成本的差异，即有成本高低不同的几种法律能够实现大小不同的法律收益，分行业、地区和人群制定不同的法律规范。第四种是在成本固定的情况下，立法者比较各种不同有效程度的法律。
　　成本一收益分析已被广泛应用于政府行为、法律制度、诉讼程序的分析中，并且成绩斐然。犯罪与刑罚的经济分析就非常典型。从犯罪与刑罚的经济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并设计可行的法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模型。
　　犯罪率是由理性选择的经济模式所考虑的有关因素决定的，尤其是取决于危险(刑罚）和收益(报偿)这两个因素。经济学家利用机会成本原理来衡量成本。比如诈骗，进行诈骗的机会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显性成本指进行诈骗行为所支付的费用。通常，诈骗行为人还要发生隐性成本。这其中最主要是进行诈骗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而带来的成本因为在进行诈骗的同时，诈骗行为人不能同时以其他方式获得收入。也就是说，如果诈骗行为人在进行诈骗一系列行为中花费10天，那么这10天里诈骗行为人可能创造的价值即为其隐性成本。同样重要的是，诈骗行为人必须承担可能由逮捕而带来的隐性成本一丧失自由活动的权利。当然，被逮捕的成本是很难估计的。假设被逮捕后的惩罚后果非常严重或者说为无期徒刑，这可能是诈骗行为所带来的最为严重的隐性成本。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严厉惩罚的存在是否会带来极大的隐性成本取决于诈骗犯被逮捕的风险有多大。如果逮捕的风险大，那么隐性成本因此也会增大。相反，如果被逮捕的风险很小或者根本就不存在，那么该隐性成本就会相应减少。最后，诈骗行为人的额外隐性成本是其社会地位的降低，诈骗行为人必须承受因其犯罪而带来的社会对他们的耻笑甚至侮辱。社会地位的降低必须计算在诈骗行为的成本之中。从这一点来看，诈骗所背负的骂名可以视为负的精神收入或者可以简单地认为是这种行为的精神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