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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这三种看似区别很大的法律服务群体在实践中也就形成了类似于刑事案件或者民事纠纷解决的"三位一体"现象。虽然许多律师都对基层法律服务和公民代理深恶痛绝，但在工作中却往往要依靠那些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来解决诉讼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而另一方面，基层法律服务的大量从业人员都来自当地的政法系统，其中不乏退休或离职后出来"发挥余热"的司法干部，而一些"黑律师"则更是神通广大，虽然没有任何法律执业资格，却可以通过他们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密切关系直接影响案件结果，有时甚至不用亲自出庭，找个名不见经传的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来代劳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在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公民代理之间看似"剑拔弩张"的市场竞争关系背后，其实隐藏着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非正式关联和交换关系，中国法律系统的"内圆外方"结构，在法律服务市场上也清晰可见。
　　综上所述，"内圆外方"的社会结构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经常体现为"三位一体"的运作方式，无论是刑事案件、民事纠纷解决还是诉讼代理，都是如此。一方面，处理同一法律事务经常有多个彼此分立的机构或制度介入；另一方面，在国家宏观司法政策（如打击犯罪、和谐司法、方便群众）的引导下，这些机构或制度之间的界限在日常工作中却又十分模糊，彼此之间的协调、沟通、交换随处可见，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而，"三位一体"运作方式的普遍存在并不意味着机构或制度之间的理念冲突得到了根本性调和，恰恰相反，它正是在中国法律系统中一直存在的两种相互冲突的法律价值观无法调和的外在表现--笔者称之为"大众化"与"职业化"价值观的二元对立。
　　三、二元对立
　　所谓"法律价值观"，是指一个法律系统的运作所遵循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必须立足于这个特定社会语境的文化、历史和民情，法律价值观不仅体现了民众的法律意识，同时也体现着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的历史文化符号。在政治经济体制较为稳定、社会变革也较为平稳的当代西方国家，以"法治"（ru1e〇f1aw)为核心符号的法律价值观深入人心，在国家政策和公共话语中都具有不可动摇的垄断性地位。而在社会变革剧烈、政治经济体制矛盾日趋深化的当代中国，尚未形成一种明显占据主流地位的法律价值观，而是出现了"大众化"与"职业化"两种价值观并存的"二元对立"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与中国法律系统"内圆外方"结构的演化密切相关。简而言之，"内圆"结构对应"大众化"价值观，"外方"结构对应"职业化"价值观，两种法律价值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直接体现了这一独特社会形态的内在张力。
　　与"内圆"结构相同，"大众化"法律价值观的缘起也是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的群众路线和人民司法传统。1949年建国后，司法的群众路线一直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基于"人民/敌人"两分法的法律价值观。"大众化"法律价值观的关键词是在我国的法律规范、文书和司法机构名称中频繁出现的"人民"二字，这是一个刚柔相济的概念，其刚性主要体现在刑事案件中，"人民"与"敌人"针锋相对，代表着国家权力与社会正义，无论是人民公安、人民检察院还是人民法院，都承载着打击犯罪、严惩犯罪分子的重担；而在民事案件中，"人民"二字则显得柔性十足，人民法院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确立和执行正式法律规则，法官处理案件的法宝是注重情理的调解，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判决。换句话说，刑事案件所调整的是"敌我矛盾"，而民事案件所调整的则是"人民内部矛盾"，二者需要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
　　打击犯罪作为一种法律理念，在我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中几乎处处都有所体现。自1983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频频出现的"严打"运动，就是基于这种强调"敌我矛盾"的法律价值观。所谓"严打"，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在特定的时间、地点范围内允许公、检、法机关突破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性要求，高效率地对犯罪活动和社会治安问题集中进行打击。在"严打"过程中，公、检、法三机关往往一齐出动、联合办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羁押之后，则要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严加讯问，一旦认定犯罪事实，就"从重从快"地定罪量刑。在一些地方，为了扩大"严打"运动的影响，充分起到震慑犯罪的效果，还会举行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或者将罪犯游街示众。通过借助媒体和公众舆论，"严打"运动不但对被告人进行法律上的追究，而且还经常会辅以道德审判和舆论谴责，以类似于阶级斗争的方式将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敌人"置之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