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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结合当下司法改革中所出现的一些典型事例，本文以“非道德性”为基本概念,系统描述和分析当代法律职业伦理所遭遇的困境，以及“自由主义”法学理论与之的内在性关联。最终，提出了以中国传统美德伦理学来克服这一困境的理论命题。
　　关键词：非道德性法律职业伦理司法改革道德困境
　　一、问题与思路
　　(一)问题意识
　　步入21世纪之后，法律人的职业伦理问题与对司法改革的质疑声交织在一起，成为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话题。继2004年伴随一系列“律师参与腐败案“刘涌案”等事件引发的“律师整顿”运动之后,2008年、2009年又因一系列涉及从业面广泛、级别高的“法律人腐败窝案”如“黄松有案“郭京毅案”等，以及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案件，比如“李庄案’彭宇案“许霆案”等案件而间接直接地触发了执政党、政府以及民众对于司法改革方向、法学教育等方面的讨论和反思。对此，法学界内部总是习惯于从政治体制安排，特别是宪政安排、权力制约等常识性途径，批判性地讨论和思考这些现象。这样的思路对于中国特有问题的解决是很不足的。
　　(二）理论目标:通过理论批判寻求司法改革的方向
　　本文的理论目标在于，从职业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在对中国主流法学理论进行内在性反思的基础上，对当下司法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作一定限度的解答。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步骤是以如何寻求填补道德价值空洞为主题，超越工具理性或者工具性伦理的视角，通过对现代法律职业伦理形成的概括、分析和反思，进而对以追求可操作性、对法律实践有着统治性影响的传统“权利-侵权-司法救济”法学理论体系作系统的内在性反思。二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当下中国实践中发生法律职业伦理事件或者案件的解释和分析，回击在实践和理论中存在某种借机否定此前司法改革成果的理论主张。
　　通过本文的分析，作者希望法学界主流在与犬儒主义划清界限的同时,也能严肃正面执政党、政府所提出的“做人民满意的好法官”、“审判结果要考虑人民的感觉’三个至上”等携带着普通民众情绪的口号和说法，进而结合这种政治情势,来系统反思自身已有的理论和伦理追求。
　　(三）兼答“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
　　1994年《迷失的律师》(TheLostLawyer)的出版，将备受美国社会关注的法律职业（伦理）危机讨论推向了一个高潮。有意思的是，这本如果不对美国的法律和社会有较深理论积累，就根本无法看懂的学术专著，在2002年译成中文出版后，竟然一度成了中国法律人几乎人手一册的畅销书。在这本书里，克罗曼所谈论的核心是，由于法律服务的商业化、法院工作的官僚化以及法学教育的科学化，以为公众利益献身为宗旨的律师政治家理想正走向堕落与迷失。无独偶有，台湾法律人陈长文与罗智强合撰的《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在大陆出版以后，在法律界也泛起了一阵涟漪。在这本同样畅销的书里边,具有“深蓝”政治倾向背景的他们，深切关注的是，在台湾“主政”的法律人,在成功从政治的边缘走向主流的同时，也陷入失去社会公信力的难题。
　　在今日中国，尽管法律人的伦理问题逐渐为民众所关注，然而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以职业作为主要面目的法律人在政坛上才刚刚露面，尚未成为主导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克罗曼所忧虑的律师政治家理想尚未展现，更是勿论迷失了。倒是陈长文先生的一句“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的反问，引起大陆法律人内心的普遍共振。但是这种“共振”更多不是源于对失去社会公信力的担忧，而是对为什么没有取得公众信任和社会特权的不满和唏噓。
　　《迷失的律师》及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两本书中对法律职业伦理批判的背景，是美国固有的以及台湾地区新近逐渐完成的成熟法制化社会。与此，中国大陆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鉴于有意无意地将西方法治背景下法律职业状况作为未来法治建设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台湾地区作为明日大陆预照镜等因素，中国学术界有必要在_种追求全球普世伦理的使命感指导下，直接参与对“律师的迷失”的讨论，以构筑一个以中国实践与智识资源为基础的法学以及法律职业。本文试图能成为这种努力和尝试的一个构成部分。
　　二、可操作的法律职业伦理
　　(一)现代伦理生活:道德困境与可操作伦理规范的需求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都要扮演一系列角色,如父母或子女、教师或者学生、雇主或者雇员、服务者或者顾客、上级或者下级，以及公民、士兵、会计师、法官、律师等等。在这些一系列角色的背后，都承载着各不相同的伦理责任。比如“士兵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国民有爱国的义务“法官应当忠于法律”等等，都体现了一种社会或者制度对某个角色扮演的义务附加。不幸的是，很多角色伦理总是处于一种模糊或者可辩论的状态，人们对于与该角色相连的责任的界分各持己见，意见不一。在这个事实上越趋伦理多元的世界里，怎样做才算是负责任的父母？有责任心的配偶、公民、政治家、医生、法律人乃至教师又该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变得五花八门，令人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