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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而论，现代法律职业伦理实质上产生于防止法律人个体道德的不稳定状态。在很多时候，它成了指引法律人如何在因职业行为与大众道德冲突时，处理道德困境时的一种技术规范。从这一点来说，不能指望职业伦理提高法律人的道德素质，而只能期待它给法律人道德实践以确定性的指引。正是在这里，埋下了现代法律职业道德困境的种子一只关注行动和规则本身而不顾及行动者的内在品格，这正是现代伦理的通病。法律职业伦理是它的急先锋，因此表现也就更加突出。
　　三、与日常道德愈行愈远的职业伦理
　　(一)走向“非道德”的职业伦理观
　　职业伦理的非道德性，是指职业伦理逐渐脱离大众道德评价和个体道德体验的轨道，变得与道德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与大众道德评价与个体道德体验毫无关联的执业行为规范。落实到法律人的职业实践中，即在具体的伦理行为规范中，要求法官只需对法律条文负责、律师只需对委托人忠诚，而对待正义以及公众利益方面，不需要承担任何道德义务;通过遵从职业伦理的具体规定，法官对于两造当事人、律师对于委托人通过法律手段实现道德上邪恶目的的做法漠然置之，无须对此承担任何道德上的责任。
　　显然，对于适应纷繁复杂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来说，现代伦理的很多方面都具有进步的意义。以职业伦理规范的方式，把含糊的、人所共知的不确定的责任，缩小为一张有限义务或者责任清单，免除了行动者在黑暗中摸索的许多焦虑,有助于避免没完没了的解释和永不停息的折磨带来的痛苦感觉。从道德责任向伦理规定的现代转移，为另一种现代成就所引起的焦虑提供了一剂补偿药。但是，用对规则的服从代替令人紧张的道德冲动，导致了难以想象的后果：它不仅赦免了行为者对所做错事的个人责任,而且为他解除了犯有罪孽的可能性。这远比同等的宗教治疗迅速一因为它在行动之前就事先加以医治一罪过从选择中被排除了，它现在简化为是否服从规则这样直截了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从道德责任向伦理规定的现代转移，最终消灭了行事者的道德责任。好人和坏人的区别从此消失。
　　对于法律职业伦理来说,通过法学理论对法律与道德命题的超乎想象的切割努力，以及其它法律科学化的努力，加上法律服务商业化渗透到每个角落，这种职业伦理非道德性的特征显得愈加的清晰。在法学内部，传统理论往往用维持法治的独立、维护法治的形式化、维护正当程序、维护司法独立等角度,来论证这种职业伦理制定化的必要性。而这种转移,使得法律职业伦理与现代伦理一起，滑入了“非道德”的深渊之中，并成为这种非道德主张的急先锋。
　　即使承认道德课题仍然构成了法律职业伦理的关注核心，作为一种让法律人脱离道德困境的指引规范，今天职业伦理或者职业道德的发展，已使得它成为一个名不符实的命题。正如很多法律人所指出的，虽然“道德”仍然存续其中；虽然，各律师协会试图通过诉诸道德，彰显其对古老法律理想的追求，但他们事前并没有征求过任何道德学家的意见。这个词语所指称的内容，更多的已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是管理律师的一系列规范的总称。比如，美国律师协会在制定示范文本时，已经与道德渐行渐远。第一个版本被冠以“职业道德”的名称，但随后一个版本的名称变成了“职业责任”，而现在该称谓又被‘职只业行为”所取代。瑨从现有内容来看，它除了仍保留了如何处理道德困境的技术规范的内容外，还加入了很多管理规则。它越来越脱离道德规范的领域，而成为法律的一部分。比如，具体的词语使用中，在原来的“职业道德”中往往会采用督促式的“should”，而如今却会直接采用命令式的“shall”。它直接导入立法的形式,对自然语言进行处理，结合法律方法论，企图去除职业伦理任何“道德”的东西。随着实践的演化，法律职业伦理已经与职业个人的道德观念无关,更多是一种指引法律人如何在因职业行为与大众道德冲突时，处理道德困境时的技术性规范。瑩甚至，仅仅以功能论的角度去观察的话，将其定义为“解决道德困境的技术规范”实质上也都名不符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