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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法律市场假设是经济分析的前提法律运行中的弊端通常就产生于法律市场的交易中。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分析是法律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政府既供给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基础，也可能破坏和掠夺这一基础。法律需求是公共选择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可能被人为夸大，也可能被人为低估。政府对市场过于敏感，对干预市场的法律法规过于自信，会导致“非市场”需求的扭曲。法律成本不确定，使得人们难以选择、发现最符合效率原则的立法执法机制。
　　关键词:法律市场   法律的供给-需求分析   法律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法律市场假设
　　经济分析方法应用于法律等非市场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假设它们具有与市场问题相似的属性，假设存在着一个与经济市场相似的法律市场。法律的经济分析理论就是把法律舞台模拟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用经济工具分析公民、企业以及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在法律市场中的活动，并用效率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在法律经济学看来，法律市场同经济市场一样，存在理性人对收益最大化的追求，存在不同主体的竞争，存在资源分配、交换关系、交易成本存在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存在效率价值目标取向。
　　（一）法律市场的基本特征
　　1.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是理性最大化者。貌似简单的经济人抽象实际上是经济市场得以成立和被分析的一个理论基石，也是法律市场假设的立足点。
　　在经济市场中，人是理性的;在法律市场中，人也是理性的。法律是理性的，法官、律师理应合理行事，并因为不合理的做法受到批评，普通公民一般以理性的方式对待法律规则或制度。如同经济市场一样，在法律市场中，法律程序的实行和管理也依靠受经济上的自利和成本一收益比较所推动的个人，而不是利他主义者或官员。是否参与诉讼，如何参与诉讼，都是由当事人和他的律师决定的。如同经济市场一样，法律市场也利用与机会成本相等的价格引导人们追求收益最大化。如在补偿赔偿金等于违反法律义务的补救的地方，责任的影响不是去强迫服从法律而是强迫违法者支付与违法的机会成本相等的价格。如果那个价格低于他从非法行为中得到的价值，那么如果他违法，收益得以最大化，法律制度就是在鼓励违法;如果价格高于他从非法行为中得到的价值，收益的衡量促使他不去违法，赔偿性补救提供了校正违法行为的刺激。法律制度使个人面对其行为的代价，但把是否引起和承担这种代价的决定留给他们自己。也许有人会提出批评，认为将经济人假设放置于法律领域过于简单和不切实际，认为将法官、诉讼当事人、父母、犯罪者和可能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遇见的人描述为理性的最大化者不可思议。然而，以其假设不符合现实而批评法律市场假设，是犯了一个基本方法论的错误。研究结果表明，这种“经济人”假设的运用是非经济市场研究取得卓越成就的主要前提。
　　以立法市场为例。立法市场如同经济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以经济人的自利为基础。立法市场以利益集团和其他人对立法活动的需求，以及自利的代言人对这些活动的供给为基础。这类市场有几个特性。第一，结果是预计而非确实的，所有政党都在过去经验引导下憧憬未来。第二，预期的结果对供求双方都有利，否则他们就不会追求这些结果。利益集团也许是指望获得某些东西，它们或许是利润，或许是消费者保护。立法者想通过击败竞争对手、服务公众或增加个人财富而获取利益。第三，结果是不确定的。集体选择是由一个以上的人作出的，而任何一个立法者只能试图影响结果。当然，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为成功地影响。第四，结果的生命力可能是短暂的，下一届立法机构就可以改变现在的决策。第五，立法活动的类型和重要性千差万别。让一个立法者倾听你对限制进口法案的呼吁并让他为之努力都是不错的结果，但后者比前者更重要。自利将导致立法者努力讨好选民，假定自利的立法者将试图最大化再次当选的情景，就像自利的企业试图最大化利润一样是现实的。
　　2.竞争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自由竞争、自由调节的作用。如同经济市场一样，法律市场也好像存在“看不见的手”，左右着法律市场主体的活动，法律市场也要发挥竞争的作用。例如，英美诉讼中的对抗制把法庭置于一个消费者的地位，被迫在两个强有力的、公开竞争的推销员的商品之间作出决定。固然，大部分案件是在法庭上决定的，但那些案件没有进入法律规则被创制和修改的程序，法律分配程序的关键阶段是由原告和被告为胜诉而展开的竞争支配的。再如，在宪法领域分权就是权力的竞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