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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机关在使用强制力提供制度供给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的效用。作为法律制度供给的垄断者，国家机关可以以比其他竞争性政治集团较低的费用提供法律制度服务，并可以降低供给成本。以公共选择为基础的法律供给，根据投票规则的不同，其强制性程度有所不同。按照一致同意规则通过的法律，反映了所有参加者的共同愿望，使每个人的偏好都达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而不会使任何一个人的福利受损，即实现了帕雷托最优状态。按照非一致同意规则(包括多数投票规则，甚至少数投票规则)通过的法律，其供给具有明显的强制性。此时的法律只体现参与者中属于多数派的利益，而属于少数派的利益被忽略了，因而不符合帕雷托最优状态。法律供给的强制性，使得法律常常具有“制度非中性”的属性，也就是说更有利于一部分人而不利于另一部分人，出现所谓“法律寻租”行为。“法律寻租”行为可以用立法供给理论来加以说明。
　　立法供给是以被选出的供给者对将来结果的承诺来界定的。集体选择分析家不再假设被选举出来的供给者会追求公众利益，而是假定他们有一选举目标，即试图最大化选举或再选举的概率。布雷顿(Breton)提出一个被选出的政治供给者可以用一个可定义的效用函数刻画其特征，这个函数变量包括:再选举(或选举）的概率、个人薪金收入、个人权势、自己的历史形象、对崇高个人理想的追求、对公共物品的个人看法以及政治家特有的其他东西。布雷顿模型是：
　　U^=Up(,am)
　　其中，Up是被选出的供给者效用，n是当选或再当选的主观概率，而am是布雷顿提到的其他变量。不少集体选择文献可见阐述此公式的术语。
　　大企业比中小企业、公民有更大的激励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因为它们在经济上有更多的利害关系，并能对其他人形成更大的威胁;而且，行业内企业更少，它们作为一个集团能够比单个企业更有效地寻租。施蒂格勒指出，“规制由行业谋取，并主要根据其利益被设计和运作。”行业利用国家权力能够获取利益有两种主要途径:一是直接的货币补贴，但除非进入受到限制，否则这个办法注定要失败;二是控制新企业的进入，或者用更普通的术语，限制产出。每个有足够政治权力利用国家的行业或职位都力图控制进入。很多方法都可用来做到这一点，包括设立对贸易的保护性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要求职业许可，使进入更昂贵；限制新企业的产生，分割对价格有不同弹性的各个需求市场。施蒂格勒认为，生产者对立法过程的影响较之消费者有明显优势，这只是因为企业数量更少，因而更容易花较少的成本组织起来。由于企业数量少于消费者，它们的人均收入高于强加给消费者的人均损失，因而对行动的激励存在极大差异。按施蒂格勒的观点，如果被选出的供给者与生产者合作意味着政治支持、竞选捐款、未来的安排或者对一些人而言是贿赂的话，那他们往往就要这样做。作为自利的个人，被选出的供给者会对那些以最有力、最连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需求作出反映，而这正是生产者的需求，于是生产者总是赢。
　　2.影响法律供给的因素
　　法律供给受既存法律制度约束，受法律效用、法律的生产要素、法律意识、法律的生产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例如，宪法是法律供给的制度基础，当然直接影响其他部门法的供给。法律的供给受法律的生产要素影响。每一要素的稀缺程度及相应的价格都通过制约生产成本而影响着法律的供给。法律意识的提高不仅能简化法律供给中的决策过程，并因此减少法律供给中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特别是节约法律供给者认识规律和处理利益关系的费用。法律意识的提高，创造着市场对法律的需求，引导了消费，刺激了法律的供给。由于法律供给主体以国家机关为主，所以作为执政者的法律知识水平的提高，是法律供给量增加的关键。
　　由于法律各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不同、相对价格不同，各生产要素之间作为投入品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因此国家行为在追求降低成本的目标下，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成本资源的不同配置。例如，西部开发作为国家在特殊背景条件下的一项历史性选择，不仅要求国家直接投入人财物进行开发，还要为开发积极提供各种倾斜性制度供给。如果开发的区域和空间边界不清，倾斜性制度供给就不可能足额到位，导致目标区内制度供给短缺，使大开发不能得到充分的制度保障，或者制度供给发生相对过剩，使非目标区得到倾斜性制度供给，最终扭曲制度效率，使资源配置的实际情况发生变形，大开发的预期目标难以真正实现。因为，国家的倾斜性制度供给无非是通过制度优惠以弥补市场机制的欠缺，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克服市场失灵对大开发的消极影响。
　　(二)法律需求
　　1.需求规律和法律需求的理解
　　需求规律或称需求定理，是表明某物品的价格与其需求量之间的关系。其内容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种物品价格越高，则需求量越少。犯罪率取决于风险和收益的“威慑假说”，就是需求理论在刑事审判方面的运用。需求法则认为，由于价格和需求量成反比，需求曲线向下倾斜。运用于犯罪和刑罚问题，该理论意味着犯罪将随预期刑罚的上升而下降。以前的定罪与徒刑会促使这些危险性很高的潜在罪犯以后较少犯罪。被定罪和受监禁的概率越大，从监狱出来之后又再次被捕的人数越少，这就是所谓“威慑效应”。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能被刑罚威慑住的。如果存在一种意外触犯刑法(对任何涉及过失或严格责任因素的犯罪都存在)或法律错误的风险，那么非常严厉的刑罚将会诱导人们处在犯罪活动的边缘时摒除社会所需要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