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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伴随着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我国逐步迈入了风险社会。现代社会中致险因素的累加，使得民众个人面临的生活风险不断扩大。加上过渡期内我国新福利供给模式的相对滞后，民众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感受和对生活风险的未来预期都进一步强化。可见，在没有解除生活可能遇到的各种后顾之忧的前提下，民众贮蓄式规避风险的内在动力是强劲的，而相互间积极关爱、热情帮助的慈善意识则会相对隐藏、弱化甚至消失。
　　2.市场经济下“亚文化”的负面侵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民众的创造精神和进取精神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得到了充分激发，人们的物质欲望也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不断膨胀。但是，由于“陌生人社会”中市场监督机制尚未健全，极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唯利是图等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正如亚当·斯密曾指出的那样，每个人都竭尽所能地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的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他所追求的惟有其个人的利益。个人和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没有惩罚或惩罚过小，他们就会把道德原则抛在一边，去竞相追逐利益的最大化[9]。可见，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迅速转型，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其合法性在利益追求的冲击下急剧瓦解。但正如诺斯所说，“正式规则在一夜之间就能改变，而非正式约束的变化要缓慢得多”[10]。也就是说，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道德规范的形成和发展要落后于市场经济本身的前进步伐，它存在时间和观念上的相对滞后性。所以，新旧价值取向的交替形成了道德“空场”，民众在此过程中更容易过多地关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而对包括公德在内的精神生活重视不足，最终导致了对包含共同体观念在内的现代慈善意识的相对淡薄。
　　3.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即使我国民众面对风险社会有着自身不安全感所引发的“贫困感”，即使其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新旧价值观交替面临着多元道德选择，但是如果人们相信慈善组织能够把他们所捐献的款物真正用于他们所关注的对象上，他们应该也会在情感共鸣、责任萌生的时刻为慈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一般来讲，信任的来源分为三种：一是基于个性特征的信任；二是基于信誉的信任；三是基于制度的信任。作为现代慈善事业，它已不同于传统慈善“施助者—受助者”点对点式的直接帮扶，更多的是依赖慈善组织这一中介载体来“运输”公益资源，实现社会财富的有效流动。那么，从外部环境上看，现代慈善事业要激发民众慈善意识、获取民众款物支持，主要得依赖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现代慈善事业起步较晚，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监督体系等尚不完善，民众对慈善事业的制度信任未完全建立。加上近年来“郭美美事件”、“河南宋基会事件”等慈善丑闻的相继出现，更是损害了慈善事业的公众形象，使得民众对慈善机构的信誉信任出现了危机。如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指出：据1071份有效问卷显示，28%的公众对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在2014年度的信息披露工作感到比较满意，去年为20%、前年为9%[11]。可见，我国民众对慈善组织制度信任的不足、信誉信任的质疑，都客观上削弱了民众慈善意识的培育步伐。
　　三、我国民众慈善意识培育的路径选择
　　受上述综合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普通民众的慈善意识较为淡薄。除行政动员外，自发自觉的慈善捐助、志愿服务还未普遍地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但是正如原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所言：“广大民众才是慈善事业的主体。”所以，要推进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培育民众的慈善意识可谓是应时之举。具体来讲，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路径使民众的慈善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
　　（一）营造慈善文化环境
　　“多元化的文化是传统的、现代性的、全球化的文化理念和思想等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12]。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多元文化激荡、社会思潮交锋、价值观念碰撞的局面相伴而来，使得民众在思想认识上的选择性和差异性增强，容易引发其内心世界的价值迷茫和道德冲突，这就需要社会以文化整合推进价值整合，塑造民众完整的道德人格。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应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并利用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地推动民众对包含“和谐”、“平等”、“友善”等现代慈善精神在内的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其次，现代社会是兼具开放性、流动性、风险性的“陌生人社会”，我国“差序慈善”的传统观念已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所以，我们应适时地宣扬社会共同体观念，培养现代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逐步实现民众“亲亲之爱”、“恻隐之心”的传统仁爱向“权利本位”、“公民精神”的现代慈善转化。最后，正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将社会舆论看作是一种“伟大的道德力量”一样，社会舆论形成的公共意见能够变成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渗入到个体的意识和观念之中。所以，我们应该重视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宣传推广，利用社会舆论强化慈善价值的导向作用，促进民众慈善意识的培育和助人观念的践行。
　　（二）完善经济激励机制
　　伴随着原子化社会的来临，我国民众的生活模式发生了变化，单位制的解体将民众的福利保障推向了社会。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基数庞大，经济基础未夯实，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水平很有限，房价高、医疗贵、养老难等福利问题客观上增加了民众的生活风险成本，造成了其“贫困感”的普遍产生。于是，高贮蓄、低消费、少捐赠成为了理性民众“有远虑”的应对方式。可见，在风险社会中，民众慈善意识的培育首先应该建立在发展国民经济、完善社保制度、提高民众可支配收入的基础上。其次，尽管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捐赠额未超过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准予在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而向红十字事业、农村义务教育、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福利性非营利性老年服务机构等方面的捐赠，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前准予全额扣除。但是实际上，对于民众的个人捐赠行为，我国目前采用的个人自行申报和单位代扣代缴方式都存在手续繁琐、操作复杂的问题，致使民众在进行小额捐款时相应的抵税政策难以落实到位。所以，为培养民众的慈善意识，我们应该对税前扣除激励机制加以改进，尽快地出台清晰简便、快捷可行的退税细则，让“微慈善”、“随手慈善”真正融入到民众的生活世界里，激励其日常小额捐赠习惯的逐渐养成。
　　（三）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中提到，非营利组织是使命感、责任感最强的组织，它们以“点化人类”和“改变社会大众”为目的[13]。正是这种使命为先的组织性质，使得民众易于相信非营利组织从业人员的道德自律。但是一系列慈善丑闻事件证明：美德若失去制度的保障终会失去力量，甚或被妄加利用。正如道格拉斯·C·诺思所言，“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4]。莱斯特·M·萨拉蒙教授曾指出，我们只有从“德性完美的神话”中走出来，才能“更完整”地理解慈善组织。所以，我们不否认慈善领域确存纯粹的道德主义者，但更愿意相信，大部分慈善事业的从业者和其他社会专业人员一样，也是需求多元的理性主义者。对于现实中的慈善组织，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从业者的内心自觉，更应该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用制度的力量保障从业者职业美德的稳固，防止“借慈善之名行不义之事”的失信行为发生。正如邓小平提及的那样：“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5]。具体来讲，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可以从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两方面加以改进。首先，在内部治理方面，慈善组织应完善管理体系，健全运作机制，重视组织绩效，提升项目专业化、财务科学化、信息透明化水平，以自身能力建设稳步赢得民众的信誉信任。其次，在外部监管方面，除了在法律规制、财务审计、社会舆论等层面强化外部保障外，还应该推行第三方评估制度，用定期发布客观、公正的评估报告来逐步获得民众对慈善行业的制度信任，以有效地激励其慈善意识的最终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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