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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对于胥吏形象的描写，历来都是负面形象为主。但在元杂剧中，出现了一批正面形象的胥吏。他们有的正直善良；有的救人不图回报；有的机智勇敢，不怕牺牲；有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与人性的复杂有关；其次是元代确实出现了号称“元代包公”的胥吏，同时也与元代胥吏社会地位的提高密切相关。 

　　关键词 胥吏 正面形象 吏人世界  

　　对于胥吏形象的描写，历来都是负面形象为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描写曾经统兵百万的绛侯周勃出狱后感叹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无独有偶，清代《张荫桓日记·驿舍探幽录》记载，曾任侍郎的张荫桓坐牢，狱卒并不因他曾是“副部级”官员而对他另眼看待。不但如此，还因他油水大，向他一天勒索一万多两银子。张荫桓很纳闷儿：这狱吏的胃口怎么这样大？就问住在隔壁的犯人，一个姓叶的“军门”（地方高级军事长官）：你是不是也要交这么多银子？姓叶的人告诉他：我比你交的少多了，我是享受“优惠”的，每天交6400两银子。狱卒说，本来要收8000两，打八折，减至6400两。两人叹息不已，都说到了牢里，才知狱卒这么尊贵。豍这些对胥吏负面形象的描写深入人心。与之相同，元杂剧中，从元杂剧中表现的胥吏来看，大多数胥吏表现的丑态百出：巧取豪夺、淫人妻女、辣手无情、奸猾刁毒。笔者将之概括为：贪，乱，狠，猾，恣。但在元杂剧中，也大量出现了胥吏的正面形象，在胥吏群丑当中表现得分外抢眼，对比鲜明。 

　　一、元杂剧中的胥吏正面形象 

　　大德五年（ 1301） 刊行的平江人徐元瑞所撰《吏学指南》。该书作为吏学启蒙读物，在“行止”中列有如下九项： 孝事父母、友于兄弟、勤谨、廉洁、谦让、循良、笃实、慎默、不犯赃滥； 在“才能”中列有如下六项： 行遣熟闲、语言辩利、通习条法、晓解儒书、算法精明、字画端正。豎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必经过长期严格的训练和磨难。一个专业的胥吏，可以体现在其一言一行当中。豏实事求是的讲，在元杂剧中符合这些标准的胥吏几乎没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有人性的胥吏体现了社会正义。这些胥吏秉承着“人道公门不可入，我道公门好修行。若将曲直无颠倒，脚踏莲花步步生”的宗旨，尽其所能，为良为善。胥吏的正能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正直善良。《玎玎珰珰盆儿鬼》当中，受害人杨国用被瓦窑村的赵家夫妻杀害，将骨灰捏成了一个瓦盆，被送给了退休衙役张撇古。杨国用的鬼魂将冤情向张撇古进行了控诉，张撇古挺身而出同意替杨国用做主伸冤。在杨国用的鬼魂由于害怕衙门口的门神护卫，接二连三不敢出来伸冤而自身也受到包拯的斥责的情况下，并没有放弃对冤魂的救助，最终使得冤情昭雪，赵家夫妻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作为一个普通胥吏，他“为甚的无柴烧米不纳民间价，为甚的穿衙入府不受官司骂，也则为公心直道从没分毫诈，也不是强唇劣嘴要做乡村霸”。豐在《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尽管胥吏也向王大三兄弟的母亲索要钱财，但得知其凄惨情况后，也放弃了索贿的企图。反映了这些狱卒本性善良，良心未泯。豑无名氏杂剧《梁山五虎大劫牢》第一折写宋江自述早期经历，说当年“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台，沿烧了官房”而被捕，“多亏了刑房司吏，出脱某杀人之罪，改做误伤人命，杖了八十，迭配江州牢城营”。这种情节在元杂剧中还有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二是救人不图回报。《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中的李孔目也是有着同样的怜悯之心以“误伤人命”的借口，搭救了李逵。由于李逵答谢李孔目，赠与其“一双匾金环子”，李孔目并不接受这种馈赠，还想找机会还给李逵。但这被其第二任妻子萧娥以勾结梁山贼寇的名义告发，同样具有同情心的史进也对李孔目进行救护。《河南府张鼎勘头巾》中，张鼎敏锐的感觉到王小二有冤情，就主动去搭救。并且很认真地对王小二说“我这一过去，救的你，休欢喜；救不的你，休烦恼”；他“刀笔上虽则是个狠偻猡，却与百姓每水米无交”。 

　　三是机智勇敢，不怕牺牲。这一角色以张鼎为代表。张鼎系元代著名胥吏，广为人知，直接就出现在了元杂剧当中，孟汉卿《张孔目智勘魔合罗》塑造了这样一个鲜活的形象。他对自身职责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我如今耽受公私厉害，笔尖注生死存亡。详察这生分女做歹为非，更和这忤逆男随波逐浪。”他感叹，“想这为吏的扭曲作直，舞文弄法，只这一管笔上，送了多少人也呵。”豓在《河南府张鼎勘头巾》中，张鼎对自身的职责所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想俺这为吏的人，非同容易也。大凡掌刑名的有八件事。可是那八件事？一笔札，二算子，三文状，四把法，五条划，六书契，七抄写，八行止。（诗云）这的是书案傍边两句言：一重地狱一重天。翰林风月三千首，怎似这吏部文章二百篇。（唱）”。豔张鼎敏锐的感觉到了刘玉娘的冤屈，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裁判文书的可疑之处。尤其可贵的是，张鼎直接当面多次嘲讽顶头上司“葫芦提”。上司愤怒令其三天之内必须将案件审理清楚，否则就有被斩首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张鼎坚信“那刘五娘罪责虚，萧令史口诤强。我把那衔冤负屈是非场，离家枉死李德昌，知他来怎生身丧？我直教平人无事罪人偿。”为此，他“索用心机，要搜寻百谋千计”，终于智勘魔合罗，查明了案件真相 

　　四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神奴儿大闹开封府》中，胥吏何正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他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因为是他看见李二抱着神奴儿回到家中，并且有杀死神奴儿的嫌疑。因此，在包拯自言自语说“中间但得一个干证的来”时，就说“诺，小的何正”，通过故意年老昏花故意听错话的方式，进入的包拯的视线中。在大堂上在看到李二后，三番两次的暴打李二，在包拯责怪的时候，故意说“小的每是祗候人，官不威牙爪威”，以引起包拯的注意。包拯本已经对案件存有疑问，因为在他看来“这李阿陈口内词因，与这状子上不同，其中必然暗昧着”。在这种情况下，包拯就注意了他的反常举动：“他去那原告人十分觑问，眼见的那被告人九分关亲。他将李阿陈相哀悯，他去那李二行百般的施仇恨，料应来必有个缘因。我见他两次三番如丧神，早难道肋底下插柴自稳”。包拯叫住何正，何正借机说明了他看到的实际情况，并直接找到了李二的家，将杀人凶犯李二的妻子捉拿归案。 

　　二、为什么元杂剧中会出现胥吏的正面形象 

　　元杂剧中胥吏正面形象的出现，首先与人性的复杂有关。元杂剧中的胥吏众多，不可能一个正面形象也不存在，这是其一。其二，在元代就有张鼎这样正面形象的胥吏，并且在元代他的故事就深入人心。元代张鼎就是一个从“吏”晋身高官的代表。他早年不过是鄂州总管府的属吏，后来升任行省参知政事。张鼎被后人称为“元代包公”。这样一个正面胥吏形象，不可能不在元杂剧中有所体现。其三，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与元代社会胥吏地位的提高有关。 

　　从中国官制史来看，长期以来，“官”和“吏”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的区分，大小官员可以统称为“吏”，“胥”的意思为小官吏，也正是“官”与“吏”的统称。随着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度，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的才能成为“官”（荫、袭等也可以成为“官”），其他人员逐步分化，最后只能成为“吏”。 “第一次从制度层面把‘文武官员’和‘诸色胥史（吏）’区分开来，并把胥（古代的小官）和吏相提并论的，是唐代的《通典》。”豖学者们普遍认为，从宋代开始，中国形成了胥吏政治。豗宋代甚至有了“公人世界”、“吏人世界”的说法，这说明宋代确实形成了独立的胥吏集团。“吏作为统治机构中的低级办事人员，大致应包括中央，各路帅司、监司等和州县衙门的胥吏以及乡村基层政权的头目。”豘元杂剧中的胥吏，主要是州县等地方政权衙门中的胥吏。从中国历史的总体情况来看，随着科举制度的深入人心，“吏”的地位逐步下降为“民”，甚至沦为“贱民”地位。但有元一代，科举制度被废除，吏成为通向“官”途重要通道，吏的地位有所提高。“官、吏之两途在元代已合为一途，选官的标准被选吏的标准所取代”，豙宋·郑思肖《心史》对元代社会阶层的划分充分说明，元代社会中胥吏的社会地位颇高：“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 

　　三、元杂剧中胥吏正面形象的特点：开创性的描写 

　　在元杂剧之前，对于胥吏的描写基本上是负面的，对于需吏群丑的嘴脸多有刻画，但对于胥吏的正面形象，先有提及，展现的几乎都是胥吏奸猾狠毒的一面。对胥正面形象表现角度的要算《水浒传》，但这部对胥吏正面形象进行描写的巨著，处处渗透着元杂剧的影子。宋江、李逵、鲁智深等鲜活的形象已经出现在元杂剧中，《水浒传》中的许多情节也直接出自《元杂剧》。元代无名氏杂剧《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宋江开场白云： “自小为司吏，结识英雄辈。”宋江作为“司吏”的反抗意识在“结识英雄辈”的过程中自然得到了加强。到了《水浒传》中，松江演化为造反群体的首领。从情节上看，李致远《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中的东平府六案都孔目李荣祖救护李逵，被妾萧娥告发为私通梁山，后被带上山去入伙，其经历与宋江颇为相似。再比如《水浒传》中林冲的身份、个性，与《鲁斋郎》中的张珪颇为相似。表现胥吏备受强权压抑及其软弱性格上，林冲与张珪的确存在太多的相似性。 

　　注释： 

　　中国古代的胥吏.今晚报.2016-04-01. 

　　[元]徐元瑞.吏学指南（外三种）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17 . 

　　《水浒传》中宋江作《西江月》“自幼曾攻经史， 长成亦有权谋。 恰如猛虎卧荒丘， 潜伏爪牙忍受”。黄文炳从这首词中一下就推断出，这首词的作者应该是一个“小吏”，正说明了这一点。 

　　范嘉晨.元杂剧包公戏评注.齐鲁书社.2006.320，48，51-352. 

　　徐征，等主编.全元曲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117，3360，3116. 

　　程念祺.科举选官与胥吏政治的发展.学术月刊.2005（11）.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增订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39. 

　　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143. 

　　井玉贵.胥吏文化对《水浒传》的多层次渗透.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夏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