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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法治中国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法治文化的构建成为影响法治现代化的重要因子，因此，从法治文化的概念入手，深刻分析法治文化所面临的社会法治文化基础，认识法治中国视域下构建法治文化必要性，对不断推进改革事业和依法治国进程具有长远意义。

　　关键词：法治中国；法治文化基础；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063-02

　　2013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就发出“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号召，可以说，建设法治中国已经成为亿万人民的共识。中西方虽然文明演进迥异，但对法治都有着共同的追求：我国先秦典籍《管子》中就出现了“以法治国”一词，而一代哲学巨擘亚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学》和《雅典政制》中，开宗明义地阐释了法治之内涵，并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先进思想，而法治作为人类优秀的价值文明积淀，也不断推进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虽然这些年我国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不可否认，人治文化盛行、守法意识淡漠、制度文化落后都严重阻碍着法治中国的建设。因此，在法治中国视域下研究构建法治文化有其必要性，推进全社会形成法治文化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中国社会法治文化概况

　　（一）法治文化的概念

　　关于法治文化的概念，我国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与结论，刘斌教授认为：法治文化是指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是一个法治国度的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法律设施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涉及法治的行为方式，是法律语言、法治文学艺术作品和法律文书中所反映和体现的法治内涵及其精神[1]。笔者认为可以将法治文化界定为：经过长期社会历史积淀形成的，以法治思想、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为内容，以保障权利和自由为追求，体现公平、正义、秩序等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本土性与世界性的社会文化价值形态。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法治文化的内涵将不断扩大和丰富，这将为国家法治文明的进步提供强大动力源泉。

　　（二）中国社会法治文化基础之分析

　　1.人治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

　　中国古代社会历时漫长，封建时代的君主厉行人治，以人治撬动着庞大的帝国机器运转，形成以君治吏，以吏治民的严格社会管控体系。与此同时，这种人治制度有强大的理论支撑，这就是儒家“法先王”思想，从《礼记·中庸》中的“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到《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言必称尧舜”，这种“人治观”，向来是一个人拿主意，并要拿无限制的主意，大伙都要听他的话，并要绝对的听话[2]。以德治为外衣的人治观，推崇明君贤相之治，并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社会成员各司其职，从而达到民心定、国是定的理想治理状态，但一言以蔽之，其实质还是为了维护当时的专制制度，也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现代中国，党和政府通过完善各项法律扩大人民经济和社会文化权利，使人民踊跃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激流中，然而在一些领域，部分官员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国家公器行个人私权，肆意践踏人民的权利的事情时有发生，这种行为不仅严重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更会使民众不相信法治。

　　2.公民意识和守法文化普遍落后

　　从现实来看，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公民恪守法律的意识有了极大提高，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对此，学者李慎之曾指出：“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①而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表现：（1）公民自觉学法信法的意识淡薄，一方面，在对法律本身的认知上，许多民众都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认为只要不触犯刑律，完全没有必要学习法律；另一方面，在对法律运行的认知上，出现违法行为，不是首先考虑法律规范，而是找人托关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部分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感缺失。（2）公民主体依法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实践中，一方面，部分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往往选择沉默，这是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的漠视；另一方面，一些公民在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过程中，一遇阻碍，往往选择退缩或是寻求法律之外的非正常途径解决，这也给权力寻租创造了空间。（3）公民主体责任意识的欠缺，在日常公共生活中，一方面，部分公民主动承担社会合作成本的意愿较低，心理防备较重，社会信赖感较低，在他人遇到困难时往往视而不见，予以漠视；另一方面，部分公务人员履职意识、责任意识不强，著名法学家马怀德教授就指出，“公务人员更多关注的是法律赋予的权力，但对法律确立的责任和义务理解不够，理解不深。”[3]现实中，这些公务人员违反法律程序任意执法、暴力执法，肆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