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三)计量估计和分析

　　计量估计前，需要对相关省区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考虑到面板数据序列的复杂性，本文用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五种单位根检验来综合考察序列的平稳性。其中，前两种主要假设序列存在相同的单位根;后三种则考察了相关序列存在异质性单位根的情形。检验发现，针对所有变量的水平值，五种检验中的绝大多数接受了序列是非平稳的原假设，即相关序列水平非平稳。而对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再进行平稳性检验，大部分序列均可在1%水平通过单位根检验，几乎所有序列均可在5%的置信度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相关序列式是一阶平稳(一阶单整)。

　　由于相关序列均为同阶平稳序列(一阶单整)，对计量模型估计前，需对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进行协整检验。由于省区序列跨度的效果进行估计。估计前，将根据Hausman检验值，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估计选择。省区层面的具体估计结果。其中，方程1－2、3－4、5－6、7－8分别是以reg_w、reg_a、reg_s、reg_i表示环境规制的估计;方程1、3、5、7是采用当期解释变量的估计，方程2、4、6、8是采用滞后一期解释变量的估计。整体来看，滞后一期的估计结果更加显著，说明对解释变量进行滞后处理的必要性。人均收入影响方面，除方程7－8外，lney估计系数均为正值，(lney)2系数均为负值，且在统计上比较显著。这与本文理论假设相反，但考虑到reg_w、reg_a、reg_s更多地放映了治污处理环境规制时，这一冲突便可化解。

　　随着各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将为当地提供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信息等支持来改善工业污染治理，但伴随经济增长，工业治污技术、生产模式改造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发展瓶颈，当达到这一瓶颈时，经济增长可能更多地增加污染处理压力，甚至可能降低污染处理效率。方程7－8中，lney、(lney)2系数则分别为负、正，且剔除内生性的估计结果比较显著，这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伴随经济发展，呈现出U型变化态势，这与Cole等的估计基本一致。这是因为，reg_i是反映了治污投资力度的环境规制，而当前国内工业治污投资相当一部分是政府或者政府配套投资的结果，地方经济发展初期，政府环保意识或财政能力都不足以支撑较多的治污投入，而当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保压力增大和政府财力的提升都将增加工业治污投资。产业结构影响方面，方程1－6中，s估计系数均为正值，且比较显著，这表明，地区工业发展有利于当地治污处理规制的提升。这可能是，工业经济发展有利于当地企业或政府规模化、规范化的治污设施运作和治污技术推广，提升其工业污染处理规制，而s对reg_i的影响方向却不一致，且不甚显著，说明第二产业占比的增加可能的确影响到了当地政府的环境投资规制。

　　FDI影响方面，方程1－2、5－6中，FDI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统计上十分显著，这与Cole等的估计类似，表明FDI显著提升了省区的工业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处理规制水平。而且，由于reg_w、reg_s更多地放映了工业污染技术处理的环境规制，这可能是，FDI通过环境技术溢出提升了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进而推动地区污染物处理规制的提升。但方程3－4中，FDI的估计系数虽为正值，但统计上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FDI对工业二氧化硫处理规制的积极影响并不明显。通过对后文35个工业行业FDI进入度的比较发现，2011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特别多的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FDI进入水平仅为行业的10%左右，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25%，并不利于行业内FDI环境技术溢出的充分发生，从而使得其统计上可能并不显著。方程7－8中，FDI对reg_i的估计系数虽为正值，但同样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FDI工业企业的增加虽然有利于当地政府和企业增加环境治理投资，但由于FDI企业(尤其是非港澳台的FDI企业)对当地政府环境(投资)政策的积极影响可能并不显著，致使其对工业环境投资规制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

　　四、行业层面的研究

　　省区层面，通过比较FDI对不同环境规制指标的影响发现，FDI对我国工业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业污染技术处理方面，一定程度推进了现有研究。但省区研究也存在一定缺憾:第一，省区研究虽然间接证实了FDI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提升工业环境规制，但不同技术溢出渠道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有待深入研究。第二，中国各工业行业在生产模式、技术水平、外资进入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此种差异是否会对FDI的环境规制效应产生影响，也有待进一步分析。为此，本文选择我国35个工业行业作为研究对象，继续深入考察FDI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以期弥补以上不足。

　　(一)不同FDI技术溢出影响的比较

　　1.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工业行业环境规制的实证研究也比较少，本文借鉴张学刚、代迪尔和李子豪等学者的思路，构建行业层面的计量模型如下:ＲEGi，t=?i+λt+χ1Yi，t+χ2ＲDi，t+χ3SCi，t+χ4FDIi，t+μi，t其中，i、t分别表示行业、年份，?i、λt分别表示行业和时间效应的影响，ＲEG表示行业环境规制水平，Y为行业生产规模，ＲD为行业研发水平，SC为行业企业规模，FDI为行业外资水平，μ表示随机扰动项。地区层面的研究表明，FDI对工业污染物处理规制具有比较显著的影响。行业层面的环境规制指标同样选取各工业行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来表示环境规制，分别用ＲEG_W、ＲEG_A、ＲEG_S表示。随着工业产值增加，污染排放也会有所增加，从而对行业污染处理规制产生直接影响。所以，本文将行业规模引入模型(2)，具体用各行业工业总产值(Y)表示。

　　由于行业层面的污染处理规制指标更多地放映了行业治污技术的变化，而研发投入是我国工业环境技术提升的重要途径，有必要将行业研发投入因素引入模型(2)，具体用各行业单位科技活动人员的科技活动内部支出来表示ＲD。Fisher-Vanden等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是影响工业企业污染治理效率的重要因素，李子豪和刘辉煌的研究也证实了行业企业规模对行业污染排放效率的显著影响。因此，本文把行业企业规模引入模型(2)，具体用行业企业的平均生产总值表示SC。

　　软科学研究成果与动态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中国工业环境规制证实，且FDI可能主要通过技术溢出对工业环境规制产生影响。因此，借鉴多数行业研究的做法，本文用各行业FDI企业产出占行业总产出比重(FDI)表示行业外资水平。另一方面，借鉴陈媛媛和李坤望、李子豪和刘辉煌的做法，分别用行业FDI企业职工占行业职工的比重(FDI_p)和FDI企业销售占行业销售的比重(FDI_s)来表示FDI技术溢出;其中，FDI_p反映了FDI人员流动技术溢出影响，FDI_s则代表了行业竞争、示范技术溢出影响。计量估计时，考虑到Y、ＲD、SC和FDI、FDI_p、FDI_s等指标也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省区计量估计时滞后处理的良好效果，行业层面估计也采用相关变量的滞后一期变量作为模型(2)的解释变量。

　　数据方面，基于数据可得性和一致性，行业层面的研究对象为不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其他采矿业”、“木材和竹材采运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和“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在内的35个工业行业，研究期间为2002－2011年。所有涉及到价格的指标，也均采用相应的价格指数调整为2000年不变值。

　　2.估计结果与分析

　　反映了行业层面的估计。方程9、10、11分别是以ＲEG_W、ＲEG_A、ＲEG_S为被解释变量，以FDI为解释变量的估计，考察FDI本身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方程12、13、14、15是分别以ＲEG_W、ＲEG_S为被解释变量，以FDI_p、FDI_s为解释变量，主要考察FDI不同技术溢出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

　　可知，方程9－12中，lnY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与代迪尔和李子豪的估计类似，此结果也一定程度上与省区层面s的估计系数相呼应。此结果表明，行业产出的扩大提升了行业治不同FDI技术溢出影响的比较估计前，本文对行业变量进行了面板单位根检验，发现所有变量均为平稳序列，故直接进行计量估计。

　　由于地区和行业研究中，FDI对二氧化硫处理规制的影响均不显著，分渠道估计时并未对其进行相应分析。污效率。这是因为，伴随工业行业产出规模的扩大，工业行业污染治理技术、治污人员、设备和配套设施的规模效应更容易发挥，从而使得治污效率有所提升。lnＲD的估计系数为正值，且统计上比较显著，这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也与Fisher-Vanden等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结果类似，说明工业行业研发投入增加能够显著提升治污技术、污染处理规制水平。lnSC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与理论预期相符，这表明，工业企业规模扩大可能更好地发挥了治污技术推广和设施应用的规模效应，从而有利于实际污染处理规制效果的提升。FDI影响方面，其估计系数均为正值，但方程(ＲEG_A为解释变量时)FDI的系数并不显著，这与地区层面估计结果类似，表明FDI对不同类型污染物处理的环境规制存在一定差异，而且，此结果与省区层面的估计相符，也说明了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方程12－15中，lnY、lnＲD和lnSC的估计结果与方程1、3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不再赘述。本文重点考察FDI_p、FDI_s两种FDI技术溢出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差异。可以发现，FDI_s估计系数显著为正，FDI_p系数则在统计上很不显著，且方向也不甚一致，这与陈媛媛和李坤望的估计类似。

　　这说明，FDI主要通过竞争、示范效应的环境技术溢出来提升工业行业环境规制，而人员流动效应的环境技术溢出影响则很不确定。这可能是，由于在华FDI企业在薪资、管理制度等方面的诸多优势，员工向内资企业流动所产生的环境技术溢出可能并不容易发生。而且，由于行业治污技术更多是全流程的生产管理、配套设施和技术研发等多方面的综合体现，FDI向行业内企业的示范或者竞争效应更容易促进整个行业污染处理规制水平的提升。

　　(二)门槛效应的估计与分析

　　1.门槛机制与方法说明

　　以上研究综合表明，FDI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主要通过FDI技术溢出产生。但是，现有FDI技术溢出的诸多研究表明，FDI对工业行业技术溢出的影响并非单调线性影响，可能会随着工业行业自身条件的变化而存在门槛效应。如黄凌云等、杨红丽和陈钊的研究表明，只有FDI进入行业的吸收能力(研发投入)达到一定水平后，FDI的技术溢出才能比较有效地显现。沈坤荣和孙文杰、钟昌标等的研究表明，FDI技术溢出的产生可能就存在一定的FDI进入度门槛效应，当FDI行业进入度过低或过高时，均不利于FDI技术溢出的产生;只有当FDI进入水平适中时，FDI技术溢出才能有效产生。因此，当FDI技术溢出的研发投入和FDI进入度门槛存在时，FDI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可能会受到以上门槛机制作用而有所不同。

　　为考察FDI对工业环境规制可能存在的门槛效应，本文在模型(2)的基础上，借鉴Hansen的门槛面板估计方法，构建FDI对工业环境规制影响的分段函数模型如下:ＲEGi，t=ci+ft+φ1Yi，t+φ2ＲDi，t+φ3SCi，t+φ4FDIi，tIi，t(th≤γ)+φ5FDIi，tIi，t(th＞γ)+σi，t其中，φ表示变量估计系数，γ为需要估计的门槛值，即不同的ＲD或FDI水平;I(?)为指示函数。式为单门槛假设下的模型，多门槛模型可以由此扩展得到。门槛估计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估计门槛值γ和重要考察变量FDI的参数;二是对门槛估计值进行相应检验。其中，门槛值γ和变量FDI是通过最小化假定门槛数下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残差得到之后，则需对门槛效应显著性和门槛值置信区间进行建议估计。

　　2.门槛估计结果分析

　　给出了分别以ＲEG_W、ＲEG_S为被解释变量，FDI对工业环境规制的研发投入(ＲD)、外资进入度(FDI)门槛效应估计结果。其中，方程16、17是ＲD门槛的估计，方程18、19是FDI门槛的估计。由表可知，lnY、lnＲD、lnSC与表3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不再赘述;表4重点考察不同ＲD177、FDI水平时FDI估计系数差异。由方程16－17可知，FDI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研发投入(ＲD)门槛效应:当ＲD≤12.46或ＲD≤10.18时，FDI系数为负值;当12.46＜ＲD≤20.89或10.18＜ＲD≤18.49时，FDI系数在1%统计水平显著为正;当ＲD＞20.89或ＲD＞18.49时，FDI系数仍显著为正，但显著性和系数值均有所下降。这意味着，只有研发投入达到一定高度时，FDI才会有效提升工业环境规制，而研发投入达到过高水平时，FDI对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会有所减弱，这与多数研究中FDI对环境规制单方向的影响显著不同。这可能是，工业行业研发投入过低时，本土企业吸收FDI技术溢出的能力也较弱，FDI技术溢出很难发生;行业研发投入过高时，行业内大部分企业与FDI竞争比较激烈，技术差距也相对较小，FDI技术溢出效应也相对较小;而只有行业研发投入适中时，FDI技术溢出才能有效发挥，对工业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也才能更加显著。由方程18－19可知，FDI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外资进入度(FDI)门槛效应:当FDI≤18.10或FDI≤20.42时，FDI系数为负值;当FDI＞18.10或FDI＞20.42时，FDI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只有行业外资进入度达到一定水平时，FDI对工业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才能发挥，此结果与现有多数研究不同。究其原因，同样与FDI技术溢出条件有一定关联，沈坤荣和孙文杰、钟昌标等的研究表明，只有外资进入度达到一定水平时，FDI行业内竞争、示范效应才能更好发挥，FDI的技术溢出才能发生，从而对工业环境规制产生积极影响。FDI对工业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有FDI对环境影响的“污染天堂”和“污染光环”争论问题，即当FDI进入行业自身条件使FDI技术溢出很难发挥时，FDI就会降低工业环境规制，加剧投资地污染，产生“污染天堂”效应;而当FDI进入行业使得FDI技术溢出充分发挥时，FDI就会提升工业环境规制，改善当地环境，从而产生“污染光环”效应。

　　3.扩展分析

　　门槛估计可知，当工业行业至少ＲD＞10.18或FDI＞18.10时，FDI才能比较有效地提升该行业环境规制。本文以此为标准，将ＲD＞10.18表4研发投入、外资进入度的门槛效应估计和FDI＞18.10的工业行业定义为高研发投入和高外资进入度行业，将ＲD≤10.18和FDI≤18.10的工业行业定义为低研发投入和低外资进入度行业。以此为标准，表5给出了2011年35个工业行业的分类。由表可知，2011年，仅有7个行业属于低研发投入行业，12个行业属于低外资进入行业。

　　这表明，在研发投入和外资进入度门槛效应作用下，FDI对多数工业行业环境规制有积极影响，这也与本文实证估计相符。但对相关行业进一步分析发现，低研发投入行业中的“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以及低外资进入度的“煤炭开采和洗涤业”、相关金属和非金属采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及相关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均属产生大量工业“三废”的生产行业，提升此类行业的研发投入力度，引进外资以促进生产绿色转型，对工业行业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2002－2011年我国28个省级地区和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外商投资、工业环境规制指标，本文较为系统地考察了FDI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研究表明，从影响效应来看，FDI对工业环境规制的提升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从FDI的影响差异来看，FDI对工业环境规制的提升更多反映在治污处理规制方面，对治污投资规制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而且，相比人员流动效应的技术溢出，FDI示范、竞争效应的技术溢出更加显著。FDI对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只有工业行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外资进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FDI才能有效地提升工业环境规制水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长期存在的FDI“污染天堂”和“污染光环”效应的矛盾。其他因素方面，地区经济增长短期内提升了污染处理规制却降低了治污投资规制，长期的影响则相反;第二产业增长当前并未增加污染处理的规制压力，对治污投资规制的影响则很不确定;同时，工业行业研发投入增加、企业规模扩大均有利于行业污染处理规制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