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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劳动收人??税率的提髙导致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和税后的劳动回报率降低，居民消费减少，家庭的劳动??意愿下降；另一方面，劳动收人税率的增加提髙了消费的边际效用，家庭愿意减少劳动供给而增??加消费。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提髙劳动收入税率对居民消费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居民消??费减少。在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对劳动收人征税降低了资本积累水平，最终阻??碍经济增长。??

　　比较资本收人和劳动收人的税率变化的增长效应，可以发现存在两个明显的不同点：一是提高??资本收人税率能促进居民消费增加，而提高劳动收人税率阻碍居民消费增加；二是提髙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税率都将抑制产出、投资、就业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但劳动收人税率变动对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增长效应明显大于资本收人税率的影响，劳动收人税率调整的政策效果更加显著。??图1描绘了主要经济变量的随机税收冲击的脉冲响应。在资本收人税率提髙1％时，产出、投??资、劳动和资本立即呈现负向调整，消费出现正向调整，当期的产出和投资分别下降到其最小值的??－0．14％和－0．72％，随后逐渐上升趋向于稳态。资本收入税率上升对经济主体的当期投资决策??影响是显著的。根据图1可知，呈现出很强协动性的投资和产出的动态变化轨迹基本一致。由于??资本积累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资本运动轨迹呈现出ｕ型形状，下降到最小值－0．86％后逐渐恢??复趋向于稳态。资本收人税率的上升对家庭的消费和劳动的决策影响相对复杂，呈现出Ｕ型和倒Ｕ型运动轨迹，整个过程包括正向调整和反向调整。消费在前两期作了正向调整，呈现出“驼峰??式”上升，消费峰值出现在政策实施的下期与消费惯性有关。就业在前两期作了负向调整，分别下??降0．28％和0．04％，消费和就业的最大调整幅度均发生在政策实施期，资本收人税率增加意味着??实际资本收益率的下降，促使家庭减少当前投资而增加当前消费。当前消费的增加也降低了劳??动的边际收益，家庭减少当前的劳动，而劳动减少导致家庭的可支配收人下降，负的财富效应促??使家庭调整自身行为，开始减少消费并增加劳动，形成了消费和就业的波谷和波峰，并逐步恢复??到稳态。??

　　从总体上看，资本收人和劳动收入的税率增加都不能增加产出，对资本、投资和就业都产生负??向效应，劳动收人税率变动具有更强的政策效果。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从冲击反应程度看，降低资本收人税率对资本、投资和就业的增长效应比降低劳动收人税率的增长效应小；二是从冲击??的持久性看，劳动收人税率对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影响时间明显大于资本收人税率的影响??时间。例如，资本收人税率冲击对投资和产出的影响时间约为5期，劳动收入税率冲击对投资和产??出的影响时间约为10期。消费、就业和资本积累对劳动收人税率冲击的反应时间也比资本收人税??率冲击的反应时间更长。??

　　以上分析表明，提高资本收人和劳动收人的税率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劳动收人税率??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更大，这不仅再次印证了前面的分析结论，也与刘溶沧和马拴友??（2002）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调整资本收人和劳动收人的税率具有不同的政策效果，相对于资本收??人税率，劳动收人税率的敏感性更强，对经济系统产生的影响更大。提高劳动收人税率明显阻碍经??济增长，而提高资本收入税率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相对小一些。

　　（二）税收政策的福利效应??

　　使用Ｌｕｃａｓ（1987）的效用等价法来衡量税率变动的社会福利，根据选择的校准参数，本文的ＴＲＢＣ模型考虑了四种不同情况的税率变动，表4汇总了单一收??人税率变动和两种收人税率同时变动对应的福利变化的估算值。根据ＴＲＢＣ模型的模拟结果，增??加对资本收人征税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在资本收人税率分别增加5％和10％时，社会福利相应??增加0．19％和0．40％。在资本收入税率分别下降5％和10％时，相应的社会福利下降0．17％和??0．31％。计算结果显示，资本收入税率上升或下降相同幅度所产生的福利成本并不相等，资本收人??税率的同幅度增税的福利收益略大于同幅度减税的福利损失；随着税率变化幅度扩大，福利损失与??福利收益的差距呈现小幅扩大趋势。不同于资本收人税率，劳动收人税率的提高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在劳动收人税率分别提高2％和4％时，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是0．41％和0．84％。在劳动收??人税率分别降低2％和4％时，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收益是0．39％和0．76％。类似于资本收人税率，在技术冲击和财政收支冲击的综合影响下，劳动收入税率的上升或下降相同幅度所产生的福利成??本也不相等，劳动收入税率的同幅度增税的福利损失大于同幅度减税的福利收益；随着税率变化幅??度的扩大，福利损失与福利收益的非对称性也愈加明显。表4的估算结果说明了劳动收人和资本??收人的税率提高对社会福利产生的相反的影响，劳动收入税比资本收人税具有更强的社会福利??效应。?

　　为考察结构性税收调整的社会福利，表4还计算了资本收人和劳动收人的两种税率同向变动??和反向变动的社会福利。在资本收人和劳动收入的税率同时提高或降低5％和2％时，税率提高的??社会福利损失为0．28％，税率降低的社会福利收益为0．24％。在资本收人和劳动收人的税率同向??变动和4％时，增加税率的社会福利损失为0．62％，降低税率的社会福利收益为0．49％。类??似单一税率变动，多种外部冲击的共同作用使得两种税率同幅度的同向变动的社会福利成本不等，??同幅度增税的福利损失大于同幅度减税的福利收益，福利成本的非对称性将随着税率变动幅度扩??大而变得更加显著。此外，资本收人和劳动收人的税率同向变动的福利成本高于单一税率变动的福利成本的总和，说明了两种税率的同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存在一定程度的累加放大作用。对于两种税率的反向变动，同时提高资本收人税率5％和减少劳动收人税率2％的社会福利收益为??0．56％，同时减少资本收人税率5％和增加劳动收入税率2％的社会福利损失为0．53％。假设扩大??劳动收人税率的变动幅度，同时提高资本收人税率5％和减少劳动收人税率4％的社会福利收益为??0．96％，同时减少资本收人税率5％和增加劳动收人税率4％的社去福利损失为0．94％。在扩大资??本收人税率的变动幅度时，同时提高资本收入税率10％和减少劳动收人税率4％的社会福利收益??仅为1．15％，同时减少资本收人税率10％和增加劳动收入税率4％的社会福利损失为1．03％。可??见，两种税率的反向同幅度变动的社会福利成本也不相同，反向变动的社会福利损失略小于社会福??利收益。??

　　由于ＴＲＢＣ模型是非线性模型，资本收人和劳动收人的税率变化的福利效应的非对称性特征??是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资本收人税率和劳动收人税率冲击的非线性共同作用结果。既然单一??税率变动的福利成本存在非对称性，两种税率同时变化的结构性税率调整的社会福利成本就将变??得更为复杂，两种税率同时变化导致的福利成本叠加或抵消的作用不仅使得两种税率同时变化的??效应不是简单地等于单一税率变化效应之和，也容易出现两种税率同时变化的福利成本的非对称??性。此外，行为经济学的框架效应认可正面信息与负面信息对经济个体产生的非对称性影响，经济??个体对于增税和减税的不同心理反应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两种税率额同向变动或反向变动的福??利变化的非对称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标准ＲＢＣ模型中同时引人政府支出冲击、资本和劳动所得税率冲击，分析知道了外部??技术冲击和财政收支冲击对产出、资本、劳动、消费和投资产生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微观效应??影响，使得这些变量的波动水平发生变化，进而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宏观效应。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引入财政冲击的可分劳动与不可分劳动ＴＲＢＣ模型都能解释70％以上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而可分劳动ＴＲＢＣ模型的预测结果更贴近实际情况，能够对中国的就业波动做出??更合理的解释，有助于解决“生产率之谜”问题。在财政冲击中，政府支出冲击加剧中国实体经济??波动，而税收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显著。??其次，对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减税将促进经济增长，降低资本收入税率抑制居民消费增长而??促进投资、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加，降低劳动收人税率将促进居民消费、投资、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长。相对于资本收入税率的冲击，劳动收人税率的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更大，影响时间??也更持久，劳动收人税比资本收入税的政策效果更强。??最后，资本收人税率与社会福利呈正相关，劳动收人税率与社会福利则呈负相关。在技术冲击??和财政冲击的共同作用下，税收政策调整的福利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特征。不仅劳动收人或资本收??入的单一税率变动的社会福利呈现出非对称性，两种税率的同向变动或反向变动的福利效应也具??有非对称性。两种税率的同向变动具有放大社会福利的作用，两种税率的反向调整具有削弱社会??福利的作用。由此说明政府通过结构性税率调整调控经济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中国政府的结构性税收调整的方向正确性。??本文的研究内容不仅对结构性减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对当前中国税收政策调控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以资本收人税率和劳动收人税率为代表的税收冲击不会明显加剧中国经济波??动，而两种税率对宏观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影响是不一致的。对资本收人减税导致较小的福利损??失，而对劳动收入减税则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针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增长下行和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可以考虑选择更加敏感的税种调节经济，适当降低劳动收人税率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宏观经济增长和刺激居民消费，还能带来较大的社会福利改进。在选择结构性税收政策调控时，多种税收组合对经济增长与福利影响的综合作用情况相对复杂，在制定“稳定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相结合”

　　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时，政府应充分考虑各种税收之间可能存在的抵消或放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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