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命题1:在存在经济增长竞争时，如果经济体的初始技术水平、劳动与资本初始投入不变，岛主为了引进技术，在岛屿社会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将比不存在经济增长竞争时增多，技术比不存在经济增长竞争时进步，产出比不存在经济增长竞争时增加。

　　命题2:在存在经济增长竞争时，如果经济体的初始技术水平、劳动与资本初始投入不变，岛主为了引进技术，将会扩大岛屿社会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产生技术进步的结果。更进一步地说，岛主发展经济的能力(即竞争能力)越强，他在社会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越多，导致该岛的技术进步越快。

　　三、回归方程与结果分析

　　1．回归模型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结论，影响中国TFP的因素主要有:财政金融政策、专利、研发投入、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应、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市场竞争、国际贸易自由化、劳动力质量、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等。考虑到本文主旨是研究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考虑，将这些因素整合并按照另外一个维度划分为:地方政府竞争、市场竞争、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对外开放。

　　因此本文选取地区TFP为被解释变量，地方政府竞争为解释变量，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市场竞争度、对外开放度为关键控制变量。具体实证模型如式(13):TFPit=β0+β1gdprateit－n+β2eduit+β3industryit+β4assertit+β5portit+εiti=1，2，．．．，30;t=1998，1999，.．．，2010;n=0，1，．．．，12。(13)其中，gdprate表示地方政府竞争能力，edu表示人力资本，industry表示产业结构，assert表示市场竞争度，port表示对外开放度，β是常数项，ε是随机变量。

　　2．数据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体现经济增长方式。虽然我国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存在很大的争议，并且经济增长方式内涵十分丰富，但与大多数学者如卢艳、刘治国、刘培林(2008)一样，本文也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体现经济增长方式。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仍是近年来国内学者争议较多的一个议题，于永达和吕冰洋(2010)认为，国内近年来使用较多的索洛余值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和随机前沿分析法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足。郑京海、胡鞍钢、A．Bigeton(2008)指出，尽管索洛余值法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中受到了批评，但如果能审慎地选择生产参数，恰当地应用，该方法仍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方法。赵彦云和刘思明(2011)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中也采用了索洛余值法。鉴于此，本文也采用这一方法。本文应用式Ln(Yit/Lit)=LnAi0+λt+α×Ln(Kit/Lit)对全要素生产率来进行估计。面板数据模型包括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种。可以通过Brusch－Pagan检验和Hausman检验来选择相应的模型。进一步地，由于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容易受到残差自相关和异方差的影响，本文为了控制自相关和异方差对参数估计的影响，使用StataSE12．0软件中的Xtscc命令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对于随机效应模型，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根据Hausman检验，F检验表示固定效应模型显著，因此本文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测算的1998—20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弹性为0．5249，这与OECD(2005)对中国的测算值0．526十分接近。

　　因此，可以得到全要素生产率TFPit的计算公式为TFPit=Yit/K0．5249itL0．it。进一步地，考虑到不同学者对中国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值有所差异，但多数学者对中国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结果集中在0．4—0．6之间，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在稍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还分别取资本产出弹性为0．4、0．5、0．6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实证结果的比较。

　　(2)地方政府竞争能力。从中国的现实国情来看，地方政府最关心两项指标:地方GDP年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年增长率，这是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必须报告的两项指标，也是当前上级政府和人民群众实际上最看重的两项指标。本文拟选取地方GDP年增长率来表示地方政府竞争能力。原因如下:地方GDP年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年增长率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张军(2005)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最终表现为“为GDP增长而竞争”。

　　(3)人力资本。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测度人力资本。人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公式为:Pi=Ni?Xi，其中，Xi是各级文化程度分布比例，i=?(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初中，高中，大学);(高中，大学);(大学)?，Ni是各级教育规定年限(中国各级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年限分别为:6、3、3、4)。1998—201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数据计算得出。

　　(4)产业结构。使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体现产业结构。1998—2010年产业结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数据计算得出。

　　(5)市场竞争度。用经济私有化程度来表示，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投资所占的比重来体现经济私有化程度。非国有投资值等于固定资产投资值减去国有投资值。1998—2010年经济私有化程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数据计算得出。

　　(6)对外开放度。使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体现地区的对外开放度。在进出口总额的计算过程中，根据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年平均价将美元换算成人民币。1998—2010年对外开放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数据计算得出。

　　3．回归结果

　　为了考察中国各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地方政府竞争能力间的关系，使用StataSE12．0软件对1998—2010年全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由于Hausman检验显著，所以6个回归模型都是固定效应模型，说明地方政府竞争对各省区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是相同的，即各地方政府竞争能力增加一个单位，各地方全要素生产率增加相同个单位。用StataSE12．0软件中命令Xttest3判断出存在异方差，为了控制异方差对参数估计的影响，用稳健性回归处理。对于短面板数据(时间维度T＜横截面维度N)，由于时间维度T较小，每个个体的信息较少，无法讨论扰动项?εit?是否存在自相关，故一般假设?εit?为独立同分布的。本文时间维度13＜截面维度30，故不考虑自相关问题。由于面板数据本身可以减轻多重共线性，所以本文暂不考虑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内生性检验。本文使用滞后一期的地区TFP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在0．01水平下，地方政府竞争不具有内生性。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分析结果与以0．4、0．5、0．6为资本产出弹性计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的研究结果高度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4．结果分析

　　(1)可以看出，在1998—2010年期间，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影响关系存在着显著的滞后效应，这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积极作用。这与张璟和沈坤荣(2008)的研究结果是相反的。他们认为，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地干预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会“固化”中国目前依靠资本投入和积累速度提高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因而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除地方政府竞争外，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市场竞争与对外开放度均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比值性变量产业结构、市场竞争度与对外开放度中，市场竞争度的系数大于对外开放度的系数大于产业结构的系数，表明市场竞争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推动作用最大，对外开放次之，产业结构最小。

　　以往一些研究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与GDP增长，偏向于采用外延式增长的方法。为什么1998年以后，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转而偏向于内涵式增长，而且省份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视呢?我们认为原因如下:其一，外延式增长到达一定限度后，会遇到资源、环境、结构、效益、需求等约束，这已为中国当今许多省份的发展所证实;其二，在约束困境下，中央政府适时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引领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Maskinetal.(2000)认为中国利用人事权激励地方官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从而晋升激励成为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激励。无论地方政府官员进行地方政府竞争的内在出发点是政治晋升，还是地方经济发展，在外在表现上都必须重视地方经济增长。

　　(2)地方政府竞争当期、滞后一期、滞后二期、滞后三期、滞后四期的系数分别为0．5582、0．1740、0．3520、0．2100、0．4610，表明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地方政府竞争滞后五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显著。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是五年，这说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任期效应。这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从地方政府竞争当期、滞后一期、滞后二期、滞后三期、滞后四期的系数可以看出，系数呈现出交替特征，即滞后四期、二期、当期的系数较大，三期、一期的系数较小，这说明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行为“忽冷忽热”，力度忽大忽小，政策连续性不强。这是因为:一届政府上任伊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心与力度较大，但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会遇到增长速度下滑、短期经济效益与就业下降、融资困难等压力，于是改革力度就会降低。这也许是协调矛盾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一届政府到了任期的最后一年，为了向上级政府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其《政府工作报告》为了获得人大代表的高票通过，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职务上的升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动机与力度又会有所加强。本文表明，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在任期内呈现出W型特征。

　　(3)中国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增长，在受到资源、环境、需求等约束的情况下，在中央政府的引导与激励下，会趋向于借助内涵式增长的手段与方法。一是向中央政府争取优惠政策和大型项目，改善投资发展软环境。地方政府争取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改革实验区、国家级新区、重点大学、重点实验室、国家实验室等，提高教育培训水平与生活质量，放开户籍限制，提高行政办公效率，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和降低行政收费标准，减少交易费用，吸引国外省外资金来当地投资，吸引高端人才来当地发展，使技术发展要素向当地聚集。二是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财政金融和行政等为手段的创新政策体系支持，诱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资金投入力度，促进企业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提高经济效益。据调查，各省区市都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实际，明确了技术进步重点领域和企业技术进步的主体地位。通过建立健全企业技术进步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建立重大技术进步项目的监督机制及规定企业研发投入额度与比例等手段，提高企业技术开发能力。通过完善政府投入机制、鼓励企业申报国家重点项目、支持企业多渠道融资、有效使用土地出让收入、鼓励外资企业以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投资当地企业等手段，加大企业技术进步投资力度。通过产学研结合，提高技术成果转化率，以良好的经济效益促进企业技术研发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三是地方政府制定科学的产业规划与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集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绝大部分省区市出台了地方产业振兴规划，通过兼并重组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生产要素空间聚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提升了产业技术进步率和核心竞争力。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